我有一次出外调查，同行者有青海交通厅的姓谷的干部，我们顺着一条铁路走着。他问我：你知道这条铁路通到哪里吗？我摇头。他说：是海晏厂。我问他海晏厂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一家绝密的军工厂，干什么？没人知道。“非常保密，外人根本别想进去，除非你不想活了。我有一个亲戚曾经给海晏厂送过牛羊肉，走到海晏车站就被截住了，那里离厂区还有几十公里呢！”

“截住干什么？不准送？”

“那倒不是。那是第一道哨卡。人家有自己的火车、汽车，向里面转运是自己的事。”

我们走到一个火车编组站，许多条铁轨并列地排着，奇怪的是，周围看不到一个人，也没有任何站牌和标志，只有一间小房子，孤零零地杵在那里。

“你看见了吗？前面就是海晏车站了，这个车站地图上根本没有，这条铁路是专用线，地图上也没有。”

我站在一个较高的丘陵上，企图看清楚车站的全貌。很失望，这个车站简陋的让人心寒：除了几间平房，就是一条条寒光闪闪的铁轨，没有站台，没有标志，更奇怪的是，看不到一个人影。

“走吧，看得久了，让人怀疑你是特务，就麻烦了。”

工作组里还有一个西宁公路局姓周的干部，对海晏厂似乎了解的多一些。有一次大家闲聊，他说：海晏厂的东西可碰不得。有一个牧民捡了一副手套，挺新的，拿回来戴上了，第二天就死在帐篷里。还有一次，牧民看见一个火球从一间厂房里钻出来，沿着小河、草原滚动，滚到那里，那里的羊群都倒下了，好像睡着了一样，不流血，不叫唤，就这样死了。

“别胡扯，绝密的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老谷反驳道。

“你知道什么？那些牧民都是经过挑选审查的，留在那里相当于迷彩服，作掩护用的，美国的卫星、飞机看下来，还认为是一个大牧场呢！”

关于221的传说越多，越来越离奇，使我们这些学生们感到更好奇，打听起来更为热心和主动。这种风气本身是违反保密原则的，引起了“北京学生大队”领导的高度注意，很快下达通知：今后谁也不许谈论、打听有关九院的事情，违反者严肃查处。

这时，和我同组的江同学出了点事。

自从保密宣誓后，我们的对外联系，如信件电报之类，就都纳入了保密审查的范围。我们每月的工资只发生活费（根据四清工作团规定，每天要给房东四角钱和一斤三两粮票），其他都由“北京学生大队”统一保管，需要向家里寄钱，也由大队代办。也许江写得地址有些潦草，也许代办人责任心不强，总之地址写错了，“第一中学”写成了“第一大队”，汇款单在军警界转来转去，就是到不了江同学母亲的手里。

这位老太太本来对江来青海就很不放心，几次询问干什么，江就是不说，来信只谈生活，不谈工作，吞吞吐吐的样子，好像有意在遮盖什么，这就更引起了怀疑，现在干脆钱也不寄了，到底儿子在干什么？听说青海有很多劳改队，莫非儿子被劳改了？

老太太越想越怀疑，干脆来了个“千里寻儿”，只身来到了西宁。江信的信封上没有地址，只有“西宁513信箱”字样，到处打听，也找不到这个“信箱”，老太太饥寒交迫，昏倒在大街上。

警方最后通过九院办事处找到了江的下落，江得知消息自然焦急万分，急忙在大队领导的陪同下，赶往西宁。

七 学习“整人”

工作组一进村，就是本村的最高权力机关了，原有的党支部书记、村长等干部一概被戴上“四不清干部”的帽子，靠边站了。

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突然有了训人整人的权力，干部见了你点头哈腰，村民见了你毕恭毕敬，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呢。想想多年来，不是受家长的训斥，就是受老师的训诲，都是处于“奴才”位置，现在好了，突然变成“老爷”了，每天叫来几个“四不清干部”，训一通，让他们交代罪行，高兴时让他们坐着，不高兴，让他们乖乖站着，你在他们面前可以任意丑化他们，甚至辱骂他们，他们却不敢说一个不字。按说，应该高兴吧，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素来是一个温和的人，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小奉行“爱人如己”的人生哲学，见了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的，甚至对亏负过自己的人，也以德报怨。现在看看战战兢兢站在面前的人，一个个衣衫破旧，手掌皲裂（在冷风中劳动所致），面孔黝黑紫红（高原紫外线照射所致），尚未开口，先有了恻隐之心。

“你们坐下吧。我们随便聊聊，不要害怕。”我原定的一番“训词”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工作组长姓仲，是青海某县的公社副书记，他在屋外旁听我的“训话”后，大为不满，说我太“右倾”了，简直敌我不分。“我姑且认为你是认识问题，如果总是这样，那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了。”

我发现，江同学和“林妹妹”的处境也和我差不多，“林妹妹”不用说了，温文尔雅，说起话像唱歌，江虽然嗓门大，严厉一些，但从不打人骂人，所以也没有多少“战斗力”。于是，工作组分成了三派，一是仲组长和那位秘书，是战斗力特强的“左派”，二是我们三个“北京学生”，是“右派”，三是交通厅和公路局的那两个干部，属于“中间派”，因为没有“战斗成果”，右派是最倒霉的，每次汇报工作都要挨批，“老爷”似乎又变成“奴才”了。

可能是故意让我们出丑，仲组长把最顽固的“敌人”——村支书交给我们审问。我们苦口婆心，讲了好几天政策，老支书什么也没有交代。无奈，我们只得承认水平低，能力差，把老支书“还给”了仲组长。

仲组长这一天叫来原村支书训话，让我们三个学生在一旁“见习”。

这位书记姓马，进屋后就站在那里，虽然一声不吭，却神情镇定。

“想好了没有，想不想交代你的罪行？”

“我的错误是有的，但没有罪行。这几年来，我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也是奉公守法的。”

仲组长走过去，啪啪两个耳光，支书的嘴里流出血来。

“明白我为什么打你？”

“不明白。仲组长，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看来，你很嚣张啊！我只问你一句话，这几年，村里死了几个人？他们都是怎么死的？与你有没有关系？”

支书突然蔫了，低下头，说：“去年村里炸石头，修梯田，发生事故，死了三个人，我作为支书，是有责任的。”

“责任？什么责任？为什么死的都是给你提过意见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件安全事故，支书有责任，但绝非像仲组长所言，是有意的除掉异己。仲组长安排“积极分子”——其实是村里的几个痞子，经过几天几夜的“批斗”，支书居然按照组长定下的调子，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仲组长大获全胜。

“尕小伙，阶级斗争，这里面学问大着呢。别看你们都是大学生，在这方面还得好好补补课啊。”仲组长很有些洋洋得意。

但他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我们正在学习文件，一个村民气喘吁吁跑进来说：“仲组长，老，老支书上吊了。”

社教运动中，发生死人的事并非罕见，但总不是好事。仲组长先是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慌什么？死个把人有什么了不起？”

八 批斗死人

老支书死了，一般的做法是，写个材料，罗列一大堆罪状，给他扣上个“畏罪自杀”的帽子，就完事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么大个运动，死个把人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仲组长却心血来潮，来了个“创新”，“死了也不能让他消停，坚决批倒批臭”，这一下事情可就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