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岗长姓林，北工（北京工业学院）毕业，比我高三届，高个子，长方脸，戴一副近视镜，看上去很是儒雅倜傥，可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快三十岁了，就是找不到对象，为此甚是苦恼。

男大当婚，可草原（大家对221厂的俗称）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婚却“婚不了”，你有什么办法？

诚然，组织上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调来一大批高中和中专、技校女学生，企图缓解“僧多粥少”的局面，但是，这种事必须双方自愿，不能强制性的“配给”。不少女孩子讨厌“老光棍”，专找年轻的谈。这一来更麻烦了，老光棍依然老光棍，小青年倒捡了个“大便宜”。不仅如此，由于女孩们一个个名花有主，展望前途更加渺茫，光棍们的旧愁未了，又添新愁。

二分厂的韩书记（提醒一下：此人曾担任北京学生大队政委，即“下头舒服一阵子，上头难受一辈子”名言的作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有一次，他在分厂大会上，专门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篇演讲。他说，组织上的精心安排，由于小青年的干扰，没有受到良好的效果。他义愤填膺地斥责说：“小青年们哪，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发扬点风格呢？为什么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你们还很年轻，谈恋爱的机会有的是嘛！和老同志抢什么呢？见了女人为什么就像苍蝇见了血，盯上就不放呢？你们想想，这样做对吗？不感到脸红，不感到羞愧吗？”

韩书记确实是苦口婆心，但响应者寥寥。小青年也都20好几了，谈恋爱又不犯法，你能把他们怎么样？

为了树立一个榜样，他找了210研究室的一个姓李的女孩（初中生，很漂亮，堪称“室花”），一番谈话后，女孩答应书记，坚决不找小青年。韩书记来到车间，又宣布了一条纪律，哪个小青年胆敢和小李谈恋爱，严加惩罚！经过书记的过细工作，小李终于和比他大十岁的一位高级工程师结婚了。婚礼上，书记带领丨党丨委一班人亲自前来祝贺，并担任征婚人，大大地热闹了一番。

对于小青年的婚礼，韩书记则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要嘛不理不睬，要嘛找茬子奚落他们一番，有一对小青年婚前发生了性行为，这件事传到了韩书记耳朵里，就在这对新人的婚礼上，有人送来了韩书记的“礼物”——一副对联。打开看时，上联是“一对新夫妻”，下联是“两台破机器”。弄的大家都十分尴尬。

尽管书记正反两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还是进展缓慢。

说起林岗长，论学识，论能力，论长相，都是非常优秀的，特别是英语，能看能说，让我们钦佩之至。他唯一的毛病就是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于讨女孩子的欢心。据说，有一个来自天津技校的女实验员本来看上了他，但每次约会，他都是空着手，且很少说话，女方不仅要买东西，还得挖空心思找话说，自然很累。有一次，女方约他到“红星饭店”（总厂“王府井大街”上唯一的一家饭店）吃饭，他不点菜，也不买单，不说话，不搭腔，来了个“四不”，女方实在无法忍受，饭没吃完，就和他“拜拜”了，还送了他个绰号——“机器林”。

我来这个岗位的时候，林岗长正总结失败教训，继续奋斗。

这次他是和总厂商店里的一位女营业员恋爱。为了讨对方欢心，岗长每天都要去商店去逛一趟，顺便和对方聊几句。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他总要买一点东西。女方是卖文具的，林岗长的办公桌里，铅笔、橡皮、小本本之类，已经泛滥成灾了，可对方呢，却吊着岗长的胃口，始终不肯明确表态。

十七 严重警告

林岗长是名校(北航)高材生，想找一个商店小营业员做伴侣，竟然如此艰难，可见草原的“女人荒”已经到了何等严峻的程度。因为女友“久攻不下”，林岗情绪有些异常，常常把无名火撒到我们这些“岗员”身上。

有一次，我把林岗长的事告诉了229研究室的江同学，江爱打抱不平，找到那位营业员谈了一阵，告诉我问题解决了。不久，果然看到那位营业员和岗长在“王府井大街”肩并肩轧马路了，似乎十分亲热。我问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提醒她，最近有一个女的，刚分来的大学生，也看上林岗长了。

有的大龄青年见草原觅偶无望，只好另辟蹊径，把目光转向了厂外，转向各自的家乡。

221厂并不禁止自己的职工到厂外找对象。但是有一条，找到了必须向组织汇报，由组织派人进行严格的“政审”，“政审”合格后方可继续恋爱，直至结婚。结婚后根据对方情况和工作需要，可以调进厂内，也可以不调进厂内。但如果政审不合格呢，就只能分手。

还有一条，在与厂外的姑娘谈恋爱期间，要注意保密。

同组的徐（就是买了3瓶茅台给张送行的那位）就选择了这条途径。但后果也并不理想。

徐的老家在南京，他在上海师大化学系上学时结识了不少上海朋友。有一次请了探亲假到上海访友，谈到婚姻问题，不禁黯然泪下。朋友们问他工资多少，他说每月有120元。朋友笑了：“侬有格多钿,还怕没得姑娘跟你？包在阿拉身上了。”很快拿来几张照片，徐选中了其中一张，一见面，果然亭亭玉立，笑起来一对酒窝，让徐心里痒痒的。徐打听了一下，女方家庭是产业工人，根红苗正，通过“政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两人谈了几次。徐出手大方，两人逛南京路、淮海路的大商店，只要姑娘喜欢的东西，徐从不犹豫，立马买下相送，让姑娘感动不已。那天，要见女方父母，徐特地到理发店打扮了一番，又带了重礼，二老也是十分满意。当天吃过饭，天色已晚，老人说让徐留下过夜，徐爽快地答应了。

其实老人是客气话。上海的住房当时很是紧张，老人和女儿都是普通工人，全家只有一间屋，女儿一张小床，老两口一张大床，中间有一个布帘子，白天收起，晚上放下。徐留下了，睡在那儿？但话既然说了，也就无法收回，老人沉吟一下，就让女儿带徐出去逛夜市去了。

女儿带着徐东逛西逛，逛到商店打烊，又带他到外滩的矮墙后面看江观船，徐累的要命，几次说要回去休息，女儿就是不肯，接近午夜，女儿才带他回家，整个楼房的住户都已经睡了，女儿让他在门口等着，回家拿出一张折叠床，在公用楼道上打开，铺上了被褥。

徐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位姑娘带回草原，一来自己有了佳偶，二来也顺便帮他们解决了住房困难，岂不一举两得？。

第二天，徐的打算却遭到了老人的激烈反对。

“这不行，女儿哪能离开我们？别的好说，这个原则不能变。你要想和她好，就设法调回来。你是学师范的，在上海当个教师蛮好嘛。”老头说。

“绝对不可能。”徐有些急了：“我那单位只能进，不能出，还是让她跟我走——”

“胡说八道。天底下会有这样不讲理的单位？”

“就有嘛，它是搞，搞——原子丨弹丨的！”徐焦急之下冒出了这么一句。

老人和姑娘都愣了，像发现怪人一样的看着他。

徐在上海的恋爱史，就这样“昙花一现”地结束了，但是，其后效还延续着。姑娘把徐的这句话，当作笑话在女友之间传播，竟然传到上海市公丨安丨局，又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度注意，消息反馈回九院，院保卫部立即派人，内查外调，忙活了一番。最后徐落了个“严重警告”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