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于政治的原因,知识分子在全国都处于挨整的困难境地,被称为“臭老九”,列入阶级敌人的第九位——前面几位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
“工宣队”全称是“九院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曰宣传队,实际上就是“太上皇”,赵主任有什么决定(科研生产任务除外),发布之前,必须征求“工宣队”的意见。
“技术讲座?什么意思?怎么不搞一个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的讲座?这不是和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唱对台戏吗?”
“那,那就别搞了。”赵主任一听,赶紧表态。
周组长却不接受。他和徐商量了一番,决定按时开课,_geng据需要,先办高级班,徐讲《量子化学》,周讲《高分子理论》,为了保证效果,两人决定先试讲一番,徐的试讲被我撞上了。
不久,在室大门口的布告栏上贴了个“技术讲座”的布告,下面的落款赫然写着周和徐的名字。就是说,这是个人行为。布告说明自愿参加。
这一下引起了“工宣队”队长的愤怒,但“技术讲座”又不是反动宣传,似乎也不好拦阻。当然,办法还是有的,可以“釜底抽薪”嘛。
第二天.工宣队又贴了张布告,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这是 “大事”,如果谁敢不去,那可就是政治问题了。
周、徐看了,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
四十三宿舍讲座
“技术讲座”虽然遭到了封杀,但是我们追求知识的yu望没有熄灭。
徐、他的挚友张,还有我,同住在总厂119号楼的32号_F_间,决定把“讲座”移到自己的_F_间来。
徐还是那样热心,他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块小黑板,挂在门后,又开始过他的教师瘾了。我们三人既是老师,又是学生,轮流坐庄,当然,徐是我们这个“讲座”的“领袖人物”,一切计划、安排都由他进行,由他主持。
“讲座”每周一次,安排在星期天上午8点到10点。这个时间“工宣队”显然是无法干预了。
据说,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曾经和几个朋友搞过一个科学讨论会,名叫“奥林比亚科学院”,也是大家轮流讲课,谈自己学习和研究心得,然后大家畅所yu言,进行辩论,从而理清思路,提高自己的水平。
“我们这个讲座就叫草原科学院,如何?”徐提议说。
“不妥。让人听起来,就是研究牧草和牛羊的。”
“我看,我们只有三个人,就叫三家村研究院吧!”我说。
张听了脸色突变:“魏,可不敢乱说A!”
我突然醒悟。当时,正在批判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和理论家廖沫沙的《燕山夜话》,他们三人就被称为三家村。
这是仅有的一次为“讲座”命名,后来再也没有提了。
邹组长听说我们搞了个讲座,有一天送来了三本书,说你们要提高水平,先把这三本书学好吧。
九院有三位老科学家,写了三本书,就是所谓三老三本书:王淦昌的《爆震理论》、郭永怀的《激波理论》以及彭桓武的《中子理论》。我们三个,除了我之外,都是学化学的,这三本书学起来,真有些难度,不过,我们还是坚持“啃”下去,有时候弄懂了一个问题,也很xing_fen,徐往往要拿出瓶茅台酒来,每人一杯,庆贺一番。
当然,学得累了,也得适当换个话题,轻松一下神经。有一天,我的校友李献文来了,听说他是实验部的,要他讲点实验部的新闻。
“我给你们讲讲我们主任的恋爱史,如何?”
“陈主任的恋爱史?好A!可别瞎编。”我说。
实验部的主任叫陈能宽,他还是九院221分院的副院长,他也常来二分厂指导工作,我们都见过的。
“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真实x有待考证,”献文说:“据说,陈主任当年是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的学生,学的是矿冶工程,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迁到了四川璧山县。当时陈主任也是个书呆子,整天就知道看书,很少对外交往,找对象也有难度。”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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