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找了，丢不了，”老汲说：“这孩子A，从小就这脾气，打了她几下，就几天不回家。她说走就走，说回来也就回来了！”

我分析，小汲喜欢投稿，和编辑们有联系，有几个还比较密切。如果她要出走，投奔他们的可能x极大。我找出小汲的一大摞退稿信，选出一部分，发了一批信出去，然后就焦急地等待。

就在这时，我主编的《曙光报》，惹出了麻烦。

院办大楼的左侧一楼，是九院丨党丨委组织部、宣传部的办公区，宣传部有四间办公室，部长一间，其余三间分别是宣传科、理论教育科和编辑部，编辑部位于最里面一间。

我虽是副部长，但主要任务还是编《曙光报》，所以一直在编辑部办公，所谓副部长，基本上是挂名。

编辑部一共二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个青年（姓向，复旦大学中文系），《曙光报》是周刊，两个人显然不够，王部长让我再物色一个，我立刻推荐了小汲，说他文笔如何好，发表过多少文章。王部长笑了：

“好是好，可她人在哪儿？”

我无言以对。

王部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49年参加革命，人称“最年轻的老干部”，据说，他的同学，很多身居要职，国务院，外交部、新华社都有，他的级别算是最低的了，我分析，这与他喜欢“犯上”的脾气有关。我亲眼看到，他气呼呼的跟院领导顶zhui。在政工干部中，这种态度是很“另类”的。

也许是缘分吧，他和我一见如故，无话不谈。

他很信任我，《曙光报》的事，一切由我做主，他很少干涉。他只在开印前，看一下三校后的清样，没有特别问题，一般都是通过的。

《曙光报》惹的麻烦，不是一次，而是接二连三。

第一次，我编发了一篇议论文，名字叫《三个和尚无水吃》，不点名批评了某单位人浮于事的现象，发表不久，有一家单位的领导便找上门来，“对号入座”，说文章nei容失实，作者别有用心，《曙光报》贸然发稿，搞乱群众思想，应负政治责任。

第二次，我编发了一篇《读者来信》，批评交运处的班车，司机态度很恶劣，结果交运处领导打来电话，大喊大叫了一番，因为声音太大，我只能把话筒放在桌上，等他喊累了，分贝小了一些，我才又拿起来继续听。听了半天，才明白意思，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吹风扇，哪里知道司机们的辛苦？

这两次麻烦，都是王部长替我平息的。

“不要怕，”事后，王部长对我说：“该批评的，就要批评，报喜不报忧，是我们的一大弊端。看看外国的报纸，总统都可以批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什么一触即跳？依我看，就是批评的太少了，惯坏了。”

这话也很“另类”，但我听了，觉得蛮有道理。

第三件事，是《曙光报》的泄密问题。

有一天，王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对我说：“问题复杂了，某某院长（恕我不提名字）有批示，最近一期《曙光报》，nei容有泄密的嫌疑，指示保密委员会查一查，《曙光报》创刊以来，究竟泄露了多少机密，然后向院里作详细的汇报。”

我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

“泄密”，这个帽子可不小A。人们常说，九院有三条触动不得的“高压线”（安全、质量和保密），一旦“触”上了，轻则受处分，身败名裂，重则追究刑事责任，判刑坐牢，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立刻把最近一期《曙光报》找来，和王部长逐条逐句，研究了半天，看不出泄露了什么秘密（我和王都是“老九院”了，保密这_geng弦，绷得应该比较紧）。

“这样吧，你亲自到保卫部去一趟，问问梁部长。”

梁部长见到我，态度还不错。

“坐，坐，魏部长。”

我刚坐下，梁部长就把一张《曙光报》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个。”

原来，这期报纸的四版，发了一篇通讯，表扬了一个科技人员，其中有一句话“**他在绵阳下了火车，顾不得休息，就火速赶回了五所**”

某院长用红笔，把“绵阳”两个字圈起来，在报纸边上写了批示，批示和“绵阳”之间，用红线连在一起。

我一看，不禁顿开茅塞。

_geng据保密规则，九院的地址，是保密的，通讯地址一律写的是“成都某某信箱”，就是为了转移视线，让大家误认为九院在成都。你说在绵阳下火车，然后回五所，这不是告诉大家，九院就在绵阳附近吗？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军转民，来九院的人已经成千上万了，九院在绵阳，还有必要保密？

“梁部长，这也算泄密？”我说。

“是A，”梁部长说：“九院在绵阳，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知道的人不少，可我们自己不能承认。”

“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我说：“还有别的吗？”

“正在查，”梁部长停顿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魏部长，恕我直言，九院是保密单位，这办报纸，很不妥当，万一出了事，白纸黑字，你是主编，责任可不小A——”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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