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和文官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们通常多在自己的家乡任职，相当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虽然政府明令规定其任期只有五年，许多人都能规避这项限制，有些人甚至能将其工作延展而成为终身职务。在帝制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国家通常是不付薪水给胥吏，即使有，他们的薪酬亦相当微薄。但在他们任职期间，却可以向接受他们_fu务的民众收取各种规费（陋规），公然收贿的机会也不少。一般认为，胥吏职位如此之低，工作时必须卑躬屈膝，还可能受到言语或body的凌辱，其来源却始终不虞匮乏，理由即在于此。

和他们的上司一样，胥吏的职务也因为他们在政府组织中占有的地位而有所不同。在软弱、生疏、散漫、无能的官员之下，他们随时准备揽权。一般的情况是“吏强而官弱”，而且不管是政府哪一阶层的职位，官员总是水土不_fu，胥吏却是如鱼得水。

在帝制官僚体系中，胥吏之下是小职员组成的阶级。他们的职务虽然各自不同，不过都被归类在一起，称为“僚属”。他们甚至比胥吏更受人歧视，而被列为与妓nv、戏子和奴仆同一阶级。他们获取金钱的途径包括陋规、贿赂和勒索，这些收入通常必须和同谋的胥吏分享。

在与政府和民众的交往或其他接触之间，这些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僚属占有相当重要的关键位置。在交往的每个阶段中，都有许多法律或者其他的漏洞可钻，只要出个价钱，便可以通过衙门的僚属来进行协商。

地方胥吏惟利是图的程度或许不比中央政府更加严重，但是却可能更为明目张胆。较之于京城中复杂的腐化现象，他们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而严重。对他们而言，帝国的意义不过是对其生活方式的一些制度化干预而已。

中央政府的胥吏是处理大多数文书作业的专家，他们娴熟于官僚政治，并且知道许多玄妙的弄权技巧，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甚至比偏远地区的胥吏更难驾驭。

他们似乎也比较善于掩饰自己的巧取豪夺。胥吏众多的把持伎俩中，包含有一种否决权，他们不仅可以否定直属上司所作的决定，极端的时候甚至连中央部会颁布的政策也能一并否决。胥吏经常使用拖延、假装误解、阳奉*违以及在细节上大做文章等方法来抗拒命令。

文官制度之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把持技巧的控制，主要肇因于两个因素：首先，文官们都曾经长期侵*于儒家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任何熟悉儒家学说的人都很容易预测出，他们在何种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决定；其次，文官们通常都在衙门中，_geng据文件记录的资料做出决策，而文件是其属下的胥吏草拟而成，后者很容易借由疏漏、夸大、直接做假，以及预测各种可能反应等手段来左右上级的决策。

胥吏虽然可能受到官员惩罚行动的约束，就某一意义而言，官员也受到胥吏的影响。由于胥吏掌握了官员的人事档案以及相关报表，例如功过考核、考试成绩和推荐书信等；官员们不得不提防：如果上述文件遗失、发生错误、或者nei容被篡改，自己的事业也可能由而受害。以前发生过一些实例，胥吏在呈给皇帝的升迁建议名单中故意漏掉几个字。基于这些理由，官员通常不愿意和胥吏为敌。他们甚至会因为担心人们知道自己驭下无方，而尽力克制自己，故意不去揭发或者处分胥吏的过失。

对胥吏和僚属而言，贪污不但是他们增加个人财富的方法，也是他们日常运作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贪污如此普遍而且自成系统，最后它俨然变成处理事情的常规，而不是一种“例外”。接任政府高位的人必须十分廉洁，然而，不管他们知情与否，许多暗盘管理却在私下进行。“暗盘管理”似乎特别适用于描述胥吏和下级僚属的运作方法。他们看准了制度本身的缺失和缺乏效率，有计划地侵夺各种职权，担任实职的管理工作。然后借此图谋私利。

高级官员也明白，官僚体系很容易因为胥吏的贪污和行政的过失而受到损害。大体而言，当权者很少想要彻底解决造成这一现象的_geng本原因。只要官员无法掌握实际行政的细节，他们只能继续听凭属下摆布；同时，只要胥吏继续处于体制之外，而且必须依赖各种手腕来谋求生活，他们一定会继续为本身的私利而设法把持体制。而官员们在担任公职之前，_geng本没有机会学得对其工作有实用价值的知识。

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曾经提出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的改革方案。用现代的观点看，王安石了解危害中国行政体制的主要弊病在于组织设计上的缺失，而不是人x的意志薄弱和容易犯错误。

在胥吏和僚属把持下的“暗盘管理”，以及官员对控制其属下的无能为力，一经揭开之后，旧日形象的xi引力就大为减弱。虽然中国行政官员兼为儒雅学者的美誉未曾消灭，中国学者出仕时能否成为称职能干的行政人员却越来越受到怀疑。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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