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官场上，谦让往往是一条重要的制胜之道。但谦让不是逃避，而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种策略。如果运用得高明，就会使人察觉不到是在使用策略，而会使人_gan觉到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往往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因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史记》中，刘邦虽然成功了，但还是流氓；项羽虽然失败了，仍不失为盖世英雄。这与“以成败论英雄”的政治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到了近代，有“*谋”和“阳谋”之分，同样是“谋”，所以能分出“*阳”，是因为“阳谋”所谋之事是正义的，“*谋”所谋之事是非正义的；“阳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谋”则是在见不得人的*暗角落里进行的。

“*谋”和“阳谋”在书生看来是泾渭分明的，但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要目的达到，手段并不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如此。“阳谋”失败了，便成了“*谋”；“*谋”成功了，便成了“阳谋”。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道德史观，道德史观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具有不竭的文化动力的理想，但现实中的政治，讲究的是当下的成功；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权力，稳固了权力，并且做出一定的成绩，你就成功了无论你当初用的什么手段，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从文化上讲，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政治上讲，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

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yu望的满足，是为所yu为，是一切。因而，在纵中国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应该改成“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因为很难得权，就把财富当作人生的目的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死”才是最贴切的。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中国帝王的永久课题。

权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纵之便利，但要被*纵者顺从，就要为他人着想。

五代时期的宦官冯道是个官场不倒翁。他用一生的实践向人们宣告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从理论上讲，强权并不等于真理，但确实有的时候强权和真理并不是十分容易分清楚的。

由于秦始皇消灭思想、消灭文化，其结果是使社会失去了正确的导向，导致了惨无人道的统治。这样，农民大起义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古代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开国皇帝往往属于这样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因为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

东方智慧的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智慧的标准是发明创造。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往往是诸葛亮等权术家、城府家、世故家和识时务者；而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则是理论家、思想家、发明家和创造家。人家与物斗其乐无穷，我们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封建时代的集体主义说到底是一个更大的个人主义或者团体主义。它的主人是皇帝、官僚，他们以自我的个人主义来控制全国的集体主义。全国一盘棋，奴下皆棋子，任何一个长官，对待自己的下属无不是按照自我个人主义的意愿整治处理棋盘上的棋子，以便维护自己的集体主义。

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

在官场的台阶上，有谁把向下滑行当做人生的成就？

在中国的官场上，官员的兴衰与主要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个人魅力、个人道德关系甚大。

官场就象牌场，四个人朝那里一坐，基本上只能由级别最高的一个人赢牌。官场变成了牌场，牌场的游戏规则就让位给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同时也掩护着官场的游戏规则。而被牌场掩护着的“官场规则”，“杀”起人来，也就更加隐蔽、更加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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