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可以留有余地，不能把话说死了。办事也要讲究灵活x，不能死板教条；但原则就是原则，既然有原则，又何必多此一个“上”字，多了一个“上”字，刚x就变成了弹x，硬的也就软了，许多事情就会“节外生枝”。“原则上”在客观实际中，成了对违反原则的默认。

关键在“原则上”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一出，实际上就等于开门放狗，有什么名堂就全靠背后的门道了。

“原则上”的灵活，必将成为一种新的不正之风，既不利于干部的廉政廉洁，也会构成对群众利益的一种伤害。原则就是原则，而不能有什么“原则上”。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定规矩的和守规矩的。而所有规矩都是因人而异的，领导的意图和指示就是最大的规矩。这一条掌握好了，就能万事无忧。

任何制度都有规范x和约束x的特点。但是，制度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行为如何规范、约束是否到位，必须要有一tao强有力的监督措施相配tao，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失效，甚至成为某些掌握权力者搞腐败的“挡箭牌”。

自我放弃或者先入为主到要求对方让步都是不正确的方法，制度应该能保证每个人在自己的利益角度与对方协商，也允许协商不成、谈判破裂的情况。

官场里的生存法制：官场里的很多事情，你知我知；但是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我蒙着你，谁也不愿意去做戳穿皇帝新_yi骗局的天真小孩。

官场的规则应该是很明确的，因为它是社会管理机构，官员的产生、权力的运用、运用权力的目的等都有“明文规定”，设立官场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它管理下的社会有序地存在和发展。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但在创立之初，则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也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因为只有处以公心而创立的才可以叫制度，处于私心的则只能叫法术（方法和权术）。法术只是些事情和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因此，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只要可以当之无愧称为制度的，开始时便一定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但久而久之，则又一定会变坏；因为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所以需要变法和改制。

汉代的制度，大体上还算“公私分明”；同时，机构的设立也还算“职权分明”。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nei阁”或者“问责政府”。如果反过来，皇帝自己授权，同时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皇帝负责吧，无人来问（别人不是授权者，没有资格来问）；宰相负责吧，又无责可负（宰相不是负责人，没有理由责问）。一个不负责任和不能负责的政权是必定要垮台的。所以要想稳定政权，君主就不能做行政首脑。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独断专行，无法无天，不把制度放在眼里。从这个角度上讲，皇帝雄才大略不是好事情。

唐代宰相虽然不如汉代，比起后代来权力还是大得多。唐代相府共有三个衙门（相当于宰相的人就更多），都叫“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管出令，门下管复核，尚书管执行；类似于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只不过所立、所司、所执的不是“法”，而是“令”。

贵族政治是和邦国制度共生的，官僚政治则是和帝国制度并存的，而且官僚制度又是依附于皇权政治的。也就是说，没有皇帝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没有官员的权力，更没有什么官僚政治和官僚集团。

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敢于说话的“明星官员”，如审计署的李金华、环境保护局的潘岳等。他们所揭示的问题，所yu推行的政策，都不是仅仅从一个部门利益出发，而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只能靠某些官员个人的力量来推动，就令人忧虑了。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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