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越大，要使人们心悦诚_fu就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武帝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Q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从表面看，只有君臣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族的。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j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现的方式换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这在一方面说，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说，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_fu。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种连带责任：在有所劝的场He，就是“一人得道，_chicken_犬升天”；在有所惩的场He，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连”。
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tao“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这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
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浑财，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续存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续存问题，自始就与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朝代交替与治乱分He，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把那种表演当作历史发展的自然定律来接受。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传统的那一tao，它由本质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转化；如其说它在现代，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那也不能说是由于传统形态的发展，而宁说是未被_geng本否定的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形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He。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也同以往的传统官僚政治一样，在本质上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范围着。那些对官僚政治不断发生限制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本身同时又在辨证地蒙受官僚政治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指出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是在何等社会经济基础上取得其生存以外，还得看它如何实施反作用于那种基础。
一般地讲，一切过渡社会才正好是官僚政治孕育发达的温床。但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却使它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成立了如此长期的官僚政治。不仅如此，等到它面临真正的过渡阶段，它的官僚政治也无法与近代西方各国所发生的官僚政治一样采取相同的形态和现实相同的转化历程。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者“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种政治形态的存在前提：一是前资本社会的或者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二是一般人民还大体被束缚、被限制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三是那种无知人民存在的落后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对官僚政治与制度的界定，分歧较大。国外主要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政治”或“官僚制”概念，从法律规章、职业分工、权力分层、专职化与人事任用上的考核任免与薪俸等方面，对官僚政治制度做了若干较为严格的界定。不过，中国学者更愿意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与使用官僚政治制度等概念。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研究，同样也shen化了对官僚政治制度这一范畴的认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但一般而言，官僚政治更是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是皇权政治赖以运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构成官僚政治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二是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三是官僚。
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x。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步具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经开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neng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在国家体制发展jin_ru一个新阶段后，全新意义上的官僚体制也得以逐步建立。伴随着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出现了郡县制、客卿制度，这些变革对新型官僚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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