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的。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不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那时的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做不做官无所谓。后来，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在权力争斗夹缝中的中国文人很艰难。后世有一位最高掌权者说，知识分子如同毛，必须有所依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文人如果不甘于平庸，想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附权力（即所谓的“皮”），那么，究竟是依附于虎皮之上，还是依附于豹皮之上呢？在权力斗争中，是非与成败，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所依附的那张皮，在虎豹相争中成为胜利者，那这块皮毛也就光鲜，如果失败了，你这块毛则要与皮同腐。在残酷的权力斗争在，文人是无独立x可言的。

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多是缺钙的，这主要是指处于权力结构下层中的那些人。他们的缺钙，主要表现在对上层权力的屈_fu、迎He、献媚。但是，也有象南唐后主李煜和宋朝皇帝赵佶这种处于权力顶峰的人，也会软弱无能。看来缺钙不在结构的上下，而在于权力的强弱，在结构上处于上层的人，在强弱方面也可能处于劣势。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便有了面对强邻和权臣而不得不当儿皇帝的人。

文人要有变化莫测的想象力，起伏不定的情绪，爱憎分明的_gan情，敏_gan纤细的神经；而政治家则应该脚踏实地、沉着冷静，喜怒不行于色，爱憎不显于言，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尸骨积于野而无动于衷。

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有热情、有干劲、有专业知识、有开拓能力，偏偏就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在中国这样政治高于一切的国家，他们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色彩，把自己首先变成一个没有立场的市侩，或者一个厚颜无耻 的政客。否则，做不成上司赏识的玩物，就只能被放进陈列柜里。

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能兼得。治学与为官是两gu道上跑的车，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忽冷忽热，难以适应。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弱化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必须做到的第一步。

历代的统治者（掌权者、治国者、政治家或者政客）是打心里看不起文化人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士）信奉的是“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他们的最高理想是“为王者师”。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处于从属地位，是附皮之毛。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掌权者才能建功立业，这就决定了他们发言的方式，总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说话。

在当代，政治是众人之事；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语，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一定要站在治国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应该负法律责任，也许应该负道义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的社会，统治者当然希望老百姓象羊一样温顺，不希望老百姓象狼一样，在这样的宣传教化加武力淘汰下，中国的民族x里面确实有不少羊x。

现在很多事情，多半是长官意志，有时候必须用民意去做幌子，往往民意的幌子恰恰又是强*民意。学问就在这里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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