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给别人好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用个人的资源施予的；一种是用手中的权力施予的。用个人的资源施好处给别人，如慈善捐款等等，此类恩情应该被牢记，受惠者也应该以适当的方式给予回报。用手中的权力给人以好处，施予者动用的各种资源是社会和公众的，不属于个人，只不过是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公众把这些资源委托给了这个人。掌握公众授予的权力和其他资源，干好事理所当然，不是什么恩情；干坏事，这些权力和资源就应当收回来。也就是说，在一个理x的社会里，公权是公权，私恩是私恩，两者不能混淆在一起。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人偏偏喜欢把公权私恩化。一个人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做了点事情，本来是一种组织行为，可他觉得是自己对别人“皇恩浩*”，一定要接受金钱或者美nv之类的回报；一个人得到了上级的好处，他不认为这是社会机器运作的产物，而觉得是上级个人对自己格外的“恩情”，因此要溜须拍马、送礼赠色。公权私恩化是权力寻租的一种表现，它使严肃的政治变得非常庸俗，也伤害社会的公平。

现在玩得活的是那些手中有权支配国家钱财的人。他们用国家的钱结私人的缘；靠私人的缘挣手中的权；再又用手中的权捞国家的钱。如此循环，权钱双丰。

许多人把政治视为权力和权术，把政治当做随意编织的利害网；权力的高度集中，使权yu者人格异化，反过来权力人格的异化，更加shen了权力的异化；当权力被视为个人或者小集团谋取私利的手段时，当权力沦落为某些势力或者小集团的奴仆时，当权力蜕变为凌驾于人民和社会之上的主宰时，权力就不再属于公众，不再成为民主的保护神，而是撒旦门徒手中的魔杖。

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中国存在三种并非分庭抗礼的权力，即党、政和司法权力。这三种权力既以党权为中心，又在具体运作上各有其特殊x。虽然说不上相互制衡，却也各有一定的独立x，只有通过利益交换才能联结畅通。

在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介绍，中国唐代的政治制度是非常高超的。当时的议事堂类似于现在的议会，当时宰相的权力之大是后代人们所不能想象的——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中书令）的副署便不能生效。这种对皇帝权力的制约已经隐约可见立法权与执法权分离的雏形。只是历史的*错阳差使得中国政治制度没有能够发展出更加有效的权力制衡理论，致使中国元代以来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大行政传统，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政府权力不受限制或者限制过小。

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在不受制约与监督下不自腐，监督者自身也不例外；监督不在形式，贵在实质；不在一时，贵在持久；不在对特定的人，贵在对所有的人。

古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想在官场中混，恐怕还要千方百计钻营进某一个圈子，寻求一张保护伞。官场中人jin_ru某一圈子，成为“某某的人”，是有本事、有能力、受赏识、前程似锦的表现。官场中的食物链不仅使得官员结成团，起到了利益输送和保护伞的作用，而且严重腐蚀了官场，如果不jin_ru这个圈子，不向这个圈子输送利益，那就将永远被排斥在仕途的道路之外，迫使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原则而加入这个圈子。这个圈子如滚雪球一样，将一些官场歪风邪气传染到干净的地方。

事实上，很多被查出来的案子，都是超越某个圈子（保护伞）之上的力量查处的。而保护伞范围nei，食物链上的官员都是很安全的，因为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链条上，处于高位的官员是绝对不能让这一链条任何一处出问题的；因而，在这个利益链上，地方司法机关是滴水难进的。

权力机关在接到投诉举报时，如果被告者是自己关系网中人此投诉即可作为自己在共同体nei要求增加分肥的筹码；如果不是自己关系网中人，要么他会通过其他关系网婉转绕过来，这样就可以扩大增强自己的关系网；要么他只是一个无名之辈，可以“从严惩处”，既可以正面邀功，又可以背面立威。

关于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高于一切”是我们经常提到和听到的一句话。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国家权力”才能高于一切？

美国的宪法规定：“在没有He理的赔偿下，政府无权征收个人的地产和财产。”宪法还要求征地必须符He四项标准：必须为了公共利益；必须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公共利益；对个人给予公正、He理、充分的赔偿；适当He理的*作过程。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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