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大的权力

作为部门，人大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完全依附于党权力的机关。但是，法律在纸面上赋予了人大极高的权力地位，这种权力地位由于党的制约在实践上无法落实。但是党的约束到不了代表个人，尤其是非党员代表。从法律名义地位到实际权力运作的落差，使代表个人权力具有了某种弹x。代表一旦当选，对他的约束就只能来自两个方面，即他本身所在的单位（代表一般为兼职）与人大机关。如果是已经退休或者自由职业者，原单位的利益制约就很有限。对于代表个人正常行使权力的行为，人大机关也只能一方面强T“集体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主动协T，将其纳入人大本身“有组织”的活动范围。当然，人大机关也可以对代表个人行为进行消极的冷处理，但是这样做有引发激烈行为甚至导致对抗的风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受制约较少而又热心公共事物的代表就拥有了一定的干预权力运作的权力。另外，人大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部门，它在权力利益分配机制中的地位取决于它对其他权力部门发生作用的大小；换言之，取决于它He法“制造麻烦”的能力。因此，人大的领导人往往也乐于在人大nei部物色和保留少量的“敢言人士”，以强化自己居中协T的地位。种种因素促使部分人大代表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权力载体。

不论是媒体还是人大代表个人，其权力都不能与传统的权力相比。他们都不直接拥有可支配利益资源的权力，只能通过影响其他权力来发挥作用。但是，新兴权力虽下却确实存在，在特殊的条件配He下有可能在特殊的接点上撕开传统权力j心构造的关系网。总之，原来的关系网已经出现漏洞，不再能够覆盖一切与己有关的因素。降低腐败风险的要求必然促使利益共同体注重这一新趋势，在新兴权力确有_geng基、已经无法扼杀的情况下，惟有设法将其纳入关系网中。

但是，曾经无网不胜的关系网扩张在此遇到了困难。这并不是由于新兴权力的拥有者与传统官员具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情*，而是由于新兴权力具有某些新的特征，难以被纳入固定关系网。在传统权力运作中，除非上下级关系，否则权力很难kua地域发挥作用。因此，关系网一般是按地域分别构建的。建立关系网是为了获取超额利益，关系网越庞大，参与分配的人越多，个体支付的维持成本也就越高。所以，关系网的扩张同样要遵循对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媒体可以kua地域报道的流动x使得将其纳入关系网难以实现，一个地方官员不可能同时结交全国媒体，他手中没有那么多可用于利益交换的筹码。当平常并不发生厉害关系的某一媒体突然介入某事件时，与此事情相关的关系网尽管可以延伸其触角试图迂回发生作用，但一则是时间上未必来得及，二则是在成本代价上也不容易达成一致。更重要的是，即便你笼络了此一媒体，另一媒体又照样可以同一理由与你为难，使你得不偿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腐败所赖以维持的关系网模式，是与权力系统本身的科层式特征相适应的，而与多头竞争的市场规律不相容的。

人大代表这一新兴权力也使腐败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关系网更难维持。这不仅仅是由于共同体因此必须增加新的分肥者，更是由于人大代表的权力应用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流动x。在时间上，人大代表五年一换，届时又有新的人物出现，必须笼络；在空间上，居住在甲地的器官代表可作用于全国各地，省市代表的作用范围也具有相似的kua地域x。凡此种种，都增加了权力腐败自我保护的难度和成本。

在全国人大上全体通过一项决议，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不是人大权力过大，而是人大没有权力。对最高权力加以约束是应该的，这也正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nei容之一，与模糊的“最高权力“相比，有约束、受监督的权力反而更具有权威、更能有效落实。

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人大的批准，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复查、否决等机制。这是现行法律的一个漏洞。

西方议员在议会的发言是不受法律追究的，否则民意的充分表达就会受到限制。全国人大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免责机制”。如果说要承担责任，也应该是政治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政治责任的追究主要依靠民众的参与，比如公民通过下一次选举将他们选下去；另外，引咎辞职也是一种政治责任的表现方式。

任何有权力的人或者组织都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权力都是需要约束的。现代政治如三权分立等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对权力进行监督，权力之间要互相制衡。

什么都是上下级的关系是一种帝国秩序，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要与人大代表平等，国家的立法权、决策权、行政权在地位上也应该是平等的。

现代法制观念中一个重要的j神就是要充分听取利益双方的诉求。在涉及利益双方时，一定要通知双方，给他们一个表达的平台。很大程度上，一个决策遭到反对就是因为某方的利益没有表达，我们就缺乏这样的利益表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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