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所必须的言论自由在当今中国已经有很大进步，但在涉及官民关系、社会稳定等敏_gan话题上，仍然讳莫如shen。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存有希望媒体“只帮忙，不添乱”的想法，企望媒体在不具备“伤害”能力的条件下也可监督权力；另一方面，由于舆论监督既针对官员的私利行为，又针对公利行为（公利行为也可能引发官民冲突），但监督压力增大的时候，官员从利己立场出发，一般会首先收*公利行为而非私利行为，从而可能造成舆论监督既无利于反腐，又有损于行政能力的情形。这既是滥用权力者反对舆论监督的借口，也可能确实是高层担心舆论监督负面x的理由。

世界各国及中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表明，要有效监督权力，必须赋予老百姓一定的“He法伤害”能力，并准备承担“行政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所降低”的后果，即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实际上，公共舆论的介入有时虽然对行政效率有所影响，但有助于政治决策长期的科学He理，更有助于执政党保持先进x，强化对政权的领导、对国家的管理。只要*作得当，政府完全可以将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范围nei。说到底，政府的选择取决于它的决心和意志，取决于它对权力监督与其他目标的轻重缓急。

记者们在挖掘重大新闻时，常常_gan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不是Nakedness*的威胁，而是一种可怕的沉默。在大部分艰难的T查中，你可以_gan觉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见的手教量，就象冲进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当外界的力量想揭开它的一角时，整个系统就抱成一团，用可怕的沉默和不He作来面对你。由于社会各行各业中都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利益共同体，当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发生时，为了自身的利益，共同体中沉默的大多数很容易用一种价值观把符He自己利益的状态He理化，让自己心安理得。而当这种利益共同体又以某种专业知识和信息资源为“优势”避开监督时，黑箱*作就难以避免。

纪检官员在解释《党nei监督条例》，说到舆论监督的时候告诉大家：“舆论监督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发挥得好，就会产生十分有力的监督作用；如果发挥得不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必须十分慎重。”

任何工作都有“发挥得好”和“发挥得不好”的两种可能，是不是任何工作都是危险的“双刃剑”？就以舆论方面而言，比舆论监督更有名也更加厉行的是舆论导向问题，自然也有发挥得好和发挥得不好的区别，但是谁说过舆论导向是一把双刃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要随便使用呢？

作为党nei监督的武器，舆论监督自然是防范和揭露腐败分子的利器，然而，它会象原子丨弹丨一样使党和腐败分子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吗？

有人说：有两种反腐败，我们的反腐败和“敌人的反腐败”，我们要反腐败，敌人就要借反腐败来反“我们”。这种理论可能就是“双刃剑”理论的来源。这是一种伪理论，因为腐败分子本身就是最大的敌人，不反腐败才是帮助敌人反自己。因此，只有限制舆论监督、阻挠舆论监督才是腐败分子向人民向党向国家挥舞的 “剑”。

由于主流媒体为各级掌权者所掌控，所以其监督的锋芒，则很少能直指各级掌权者所忌讳的社会溃疡面。

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这句话很高兴，她说：在中央的支持下，《焦点访谈》将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要实现舆论加大nei容创纪录的50%。这句话让人有点纳闷：舆论监督需要指标？

新闻媒体只要依据事实，客观公正，不违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拥有不受任何干涉的表达自由和加大自由。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完全是依法行事；怎么还要领指标呢？舆论监督本来就是媒体的天职，就象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

争取实现50%的舆论监督，还有一个监督大和监督小，监督高和监督低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可能在于对“权力”的监督不能太多。

据了解，原来并不是没有新闻素材，而是因为受到来自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反舆论监督”的压力；面对不正之风、腐败行为，《焦点访谈》不得不退避三舍。这种说法好象有点站不住脚。不否认“反舆论监督”的压力是存在的，但是，人们也知道处于中央之尊的传媒机构的权威也是存在的。一个堂堂中央电视台莫非还怕地方的某些政客的“不正之风、腐败行为”吗？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几个人就可以打乱作为中央喉*的媒体的工作原则和部署，那么这样的媒体与所处的地位也太不相称了。显然这里必定另有隐情，才会向中央领导人讨要监督的权力，要一个50%的指标。

舆论既然要行使监督权，总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监督，对滥用权力的监督。如果一个栏目本来可以行使100%的监督权力，但实际上只能达到50%，那么人们要问：谁在保护50%的丑恶？一个以监督为主的媒体栏目只能实现50%的舆论监督，而且还要靠讨要指标，这实在是对法律和舆论监督的莫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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