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律，有时硬，有时软。没有中央领导的批示就软，有批示的时候就硬；出下事情的时候就软，出大事情的时候就硬；不集中行动的时候就软，搞集中行动的时候就硬；涉及执法部门和政府官员的时候就软，涉及普通百姓的时候就硬；当事人不强硬的时候就硬，当事人强硬的时候就软。

在中国，很多有权处理案件的部门不论是公丨安丨、法院、检察院，还是纪委、监察以及信访部门，有一种最常见的传统做法，就是层层批转案件。于是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举报某个单位或者某个官员的举报信，经过层层批转，最后批转到了这个地位的领导或者官员那里，要他们“严肃查处”。甚至到了被举报人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批转的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举报的问题会涉及到关系网中的不少人，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官官相护。把举报信批转到他们势力盘_geng错节的地方，无异于给他们通风报信；指望那里“严肃查处”是不可能的，他们或者掩盖罪行，或者订立攻守同盟，或者销毁罪证，使以后的惩处困难重重。有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层层批转举报信的弊端和危害，不但无益于案件的查处，而且将举报人暴露在贪污官员的面前，他们很可能对举报者打击报复，这就极大地伤害了举报人的权益和积极x；一些人明知nei情也不敢举报，就是怕举报信最后被批转到被举报者手中。

信访制度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特色。但是，这个制度再好，也不能完全代替完善的法律制度。在一个提倡法治的现代社会，还是应该首先提倡用法律去解决问题。因为信访结果的好坏，往往取决于你能不能遇到一位“清官”，取决于你能不能遇到一位负责任的人。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上丨访丨可以泛指一切到国家行政机关讨说法的公民行为。但我们通常所指的上丨访丨者很少包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体面地位的人群。

常言说：官有十条道，九条民不知。当一个缺乏权力资源支持的受害者试图讨回公道的时候，往往遇到的是一张由利益和关系编制起来的网，自己就象撞进网里的昆虫一样，越挣扎就越陷得shen，最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最普遍的选择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而忍无可忍时，上丨访丨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一个人只要开始上丨访丨，就可能走上“越级上丨访丨”之路。因为这标志着他不再试图和伤害他的势力讨价还价，而是寄希望于借助外部力量“告倒”这些势力；换句话说，他孤身和当地强势力量站到了对立面，也必然遭到更大的打击。

各地的上丨访丨机关强T问题必须由所在单位解决，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个人被上级领导不公正对待后，上丨访丨后被告之，必须先与单位协商；很大上丨访丨者文化程度都很低，一不留神就错过了复查时限，就“不得再到上一级部门信访”。在这一规则设计下，上丨访丨者一不留神就成了“依法打击”的目标。这种“依法打击”由被举报的具体利益相关部门来执行的时候，常常会变本加厉。

国家级的信访接待单位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职权，不可能T查上丨访丨者的冤情是否属实；在工作流程上，还是会把问题转回当地政府部门处理，所以也有人把信访办称为“信转办”；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_geng据信访部门的统计，上丨访丨问题90%得到了解决；而社会学家的统计表明，上丨访丨问题得到解决的，连千分之一都不到。

中国的上丨访丨呈上升趋势，上丨访丨问题积重难返，已经形成三个怪圈：

怪圈一：循环上丨访丨。一次次、一层层上丨访丨。一次次、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起点。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甚至还因为打击报复等原因造成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重复上丨访丨、越级上丨访丨和集体上丨访丨由此而生。

怪圈二：“幸运上丨访丨”。上丨访丨、再上丨访丨，不断上丨访丨，终于幸运地遇到某位高层领导的关注，哪怕是只言片语，雷厉风行下来，甚至钦差大臣出动，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由此造成越重视上丨访丨，上丨访丨越严重。而高层领导的干预，虽然在个案上有助于公正，这一方式却是非法的，流风所及，将会导致更多不公正的隐患。凡此种种，又构成一个新的怪圈。

怪圈三：纠缠上丨访丨。不排除有少数上丨访丨诉求是过分的、无理取闹的，或者是政府职责以外的。极个别上丨访丨人员甚至由于自身原因或者长期压力，具有偏执倾向不可理喻。而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哪个地方发生上丨访丨，特别是进京上丨访丨，这个地方就被认定为“社会不稳定”，有关官员将会面临严峻的“一票否决”。于是地方当局有时候可能为原则地屈从于上丨访丨压力，迁就上丨访丨诉求，暂时图个息事宁人。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加以利用，制造事端，纠缠不休，又构成一个新的怪圈。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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