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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纠纷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矛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当矛盾冲突出现时,政府应该居于什么位置、如何处理,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和考验。

首先,政府应该思路清晰,从正常社会纠纷的角度来看待劳资纠纷。劳资矛盾是今天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必然存在的一种利益矛盾和博弈。而劳资纠纷从个别的、小规模的讨薪发展到罢工,乃是非公有制经济规模扩大和社会阶层意识逐渐形成这一特殊时期的阶段x产物,并不是社会冲突扩大shen化的象征。劳资纠纷往往也是释放、缓和劳资矛盾的一种途径和解决机会,与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任务并不矛盾。

其次,政府对“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之间的相对矛盾,要有科学的解析和弹x的处理方法。

其三,政府立场相对 独立和中立,以解决问题的效率为宗旨,不偏不倚,勇于纠正错误。

所谓边界,最直观的_gan觉就是界限。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各种界限逐渐出现的历史,比如政府干预领域和市场T节领域的界限,私人自由和公共道德的界限,家族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界限,政党运作与政体运作的界限等等。这些界限的出现,都充分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是一个民族新的价值观形成的开始,是堪与美国梦相匹敌的中国梦逐渐形成的前奏。

但所有这些具体的分野,为什么到今天没有带来“有机x团结”逐步加shen,反而社会分裂不断加大?所以,寻找边界首先不是去寻找这些分野的特色模式,而是现在影响我们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致命问题。所谓寻找边界,就是试图去解释致命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通过寻找,最终回答我们是谁,也就是确立或进一步确立民族价值观。

如果从社会阶层这个角度看,那么,人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后,不同阶层的地位的变化纷繁复杂。改革之初,原先的部分边缘人群,成长为后来的经济j英。城市改革展开之前,农民阶层是得利者,后来三农问题慢慢显现。在长期推动建设的过程中,官员阶层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承受与社会落差日益加大的困境。以至于今天有学者说:“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He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

到今天,阶层的分野日益明显。新的阶层逐渐成形,比如中产阶级,城市贫民阶层。不同力量的阶层在占有资源上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占有资源相对多者,似乎都有魔咒附在身上。民营企业家阶层逐渐壮大,但原罪问题一直萦绕不去。挤破门槛的公务员招考,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阶层已经扭转了以往的不利境地。官员数量的庞大,升迁机会的稀薄和现代公务员制度的缺位,都使官员阶层的价值实现被扭曲。腐败的规模之大,已经到了要讨论是不是大赦的地步。这使得任何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转变(比如收入达到社会中等收入水平),都遭受社会的质疑。城市中产阶级虽然被赋予社会稳定器的高大期待,但其对更下阶层的政治态度还面临许多考验,比如在资源分配上,能忍受多大程度的“城市反哺农村”?在政治权利上,能否接受外来人口与其同样一人一票的选举原则?

占有资源相对较少者,其接受国家资源分配的时候,同样也面临着正义原则的拷问。

最危险的一种情况是,一个阶层靠排斥其他阶层,挤占其他阶层的资源来保证自己的地位和满足自己的需求。比如官员阶层通过过度市场化改革筹措财政资金,保证政绩,罔顾民生,_F_地产开发商压制业主的自治权利,企业家靠挤压人力资本来谋求利润。

有些对掌握资源较少者的照顾,实际上是国家主导下的对其他阶层资源的挤占。虽然有社会稳定的大局,但由于没有透明的政治议程,也会埋下阶层之间裂痕的种子。这当然不是主流情况。

和谐社会理论的成型标志着阶层之间缓和关系的政治努力的开始。我们发现,执政者的大的动作大概包括,推行新农村建设;推动国企向国家分红,补充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治理社会保障基金挪用;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提出全国范围nei基本公共_fu务均等化;等等。

同时,新华社发表的一篇社论承认:“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shen刻T整,由人民nei部矛盾引发的群体x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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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1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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