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的改革虽然呼声很高，相关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到位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牵涉的东西太多，比如中央和地方税收分配，部门之间的利益问题，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让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完成政府转型、实现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必然要求。

地方政府干预司法，有体制上的问题。在司法和行政关系中，法院的独立x天生存在一个缺陷，从人财物来看，地方法院的经费由地方政府拨给，不是由中央拨给。法官也是由同级人大任命，背后还有丨党丨委。这些使得地方政府在资源控制方面大大强于法院，造成法院的被动和屈从。

近年来，宏观T控的失利、整顿_F_地产不力和各地与土地有关的问题频繁发生，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央权威和权力的弱化。并且这次比以前更为严重。因为现在中央权威的_geng源不仅仅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经济势力之间的关系。

第二波的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在所难免。对那么大一个国家来说，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既要巩固中央的权威与权力，又要继续依靠地方的制度创新j神求得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光是地方制度创新，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总体变革，那么，权力重心会继续往下移动，甚至最终出现政权的地方化。但如果集权不当，地方制度创新就会被遏制甚至被抹杀，可持续发展就会成问题。

要在整体上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除了继续有选择x集权，看来别无他法。选择x集权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波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构架。

无论怎么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再创新，让目前的形势顺其发展下去，必然会继续弱化中央的制度权威，最终造成更具有实质x的中央权威危机。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初期，社会缺乏诚信，许多经济交往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市场经济中打官司是正常的，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打官司赢了执行不了，等于打了一张“法律白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执行难”。

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也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形成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应当说，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安排是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的shen层原因。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全国无条件地地方_fu从中央。改革开放后，中央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形成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这种格局一方面确实T动了地方的积极x，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弊端。在这种体制安排下，地方领导按照地方人大选举法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而在重“经济建设”的政绩目标下，地方领导也就千方百计地保护地方利益，否则地方人大也有权罢免他。这样，难免在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产生冲突时，地方利益占上风。而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是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法院院长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经费是由地方同级政府财政拨款，法院的各种建设都有求于地方政府部门。

除了中央和地方经济体制以外，还存在部门之间的所谓“条条管理”。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将行业分为纺织、冶金、、煤炭等各种中央行业，成立了相应的中央部委。虽然这些部委现在都已经撤消了，成立了集团企业，但是由于旧体制和观念的惯x作用，在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困难国有企业被作为被执行人时，由于种种原因的干扰，执行起来更加困难。

好多潜规则至今依然行之有效地支配着中国政治社会不少领域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某些地方官员，或者与当地的利益集团构建了一个权力瓜分与利益分配的生态圈，或者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构成一个对上抗命，对下欺压的特定政治氛围，更有甚者，长期以来，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惩罚，一个惯用手法就是以组织名义和貌似He法的形式，干违法乱纪的勾当；当追究责任时，又以集体研究为名搪塞。这种21世纪官场之怪现状，其产生的杀伤力已经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中央集权的权威x一旦受到弱化，其实就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已经松动的迹象。中央权威，无论是钢x权威还是柔x权威，无一例外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政治体制改革条件无法被人为地刻意地予以回避。不痛下决心改革，不正面接受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和挑战，一旦执政党nei以及行政体系大大小小、形式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气候，“官家主义”和“杂霸秩序”就会构成政治游戏规则的主流意识，既得利益集团与中央威信产生冲突之后的虚应，尾大不掉，导致最后的各种形式的抗命。“下情无法上达，上情难于下达”，结果是“权为私用民之灾，法为私用国之害”，政府权力被私利化，给党和政府造成严重危机，给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严重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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