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动我国依法行政的大业看，此案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毕竟，我国有着漫长的行政权力不受控制的历史，有着shen厚的官场文化和官场潜规则，而“依法行政”则是最近这些年才提出的概念，要想使依法行政从一个口号变成一种shen入人心的治国理念，需要更多的具有创新j神的“第一次”，也需要更多的部门和个体有这种 “以下犯上”的巨大勇气。近年来，为了解决行政权力滥用这一普遍x的突出问题，我国已建立了一tao比较完善的监督与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体系，其中，既有来自人大、政协、舆论、公民等等的外部监督，也有来自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行政机关nei部监督。而本案则表明，通过司法这一途径，能够实现行政机关nei部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约，的确可以看作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进步。

不过，在充分肯定此案标本意义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为何迄今为止，这类“以下犯上”的案件在我国还是首例？为何在法制健全、法制观念发达的国家，这类案件也十分罕见？更shen层次的问题是，当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发生争议时，诉讼能不能成为一种常态x的解决方式，具有普遍推广的可能和价值？

_geng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这起案件中，作为原告的城关镇政府显然被看作是“其他组织”。不过，行政诉讼法T整的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俗称民告官。行政相对人究竟包不包括下级政府，对此人们看法不一。换言之，在现有的法制框架下，下级政府是否有权状告上级政府，仍然存在分歧。

更重要的是，T整上下级政府之间关系的主要法律，并不是行政诉讼法，而是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等政府组织法。由于制订时间较早、对法治理念认识不shen等因素，我国政府组织法更多强T的是下级政府_fu从上级政府的原则，至于上下级政府就行政决定发生争议后的解决方式和渠道，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甚至连行政复议这类基本的救济渠道都没有提及。这种法制滞后的状况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此外，行政系统说到底是一种下级_fu从上级的官僚体系，上下级之间即使发生争议也是nei部事务。而法院作为独立于行政系统的一个组织，介入上下级政府间的行政纠纷，很可能产生很多不利之处。因此，许多西方国家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法院来处理政府机关之间的纠纷，这种做法，显然更符He行政管理的需要。

由此可见，郸城县城关镇政府状告市县两级政府的做法，虽然进步意义不容小视，但很难得到推广和复制，要想更He理、更有效地解决行政机关的nei部争议，_geng本出路还在于制度创新。

下级领导公开质疑上级领导的权威，下级可以不听命与上级的领导，那官场就不称其为官场了，做官要将规矩，否则便别当官。有些事情是很无奈的，有些事情仅凭法律条文是不能解决的。权利的私用和权利为个人所用，已经成为惯例，所以遇到下级对上级的质疑，那就是“犯上”，犯上就是作乱。

政府有三项基本职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为了一个政府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保护人民的利益，在个体权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均衡，那么政府所要行使的这些权力就应当有个分工制衡，否则权力容易腐败的特x就会促成权力被滥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罪恶。实践证明，各项权力明确边界，并且相互之间有所He作与制衡的政府才是最有效的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均衡政制理论。

英国法学家维尔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将极权主义无所不包的政府机构与宪政制度中分权政府进行比较，以阐明均衡政制的He理x。政府权力过大并且没有明确边界就会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力，因此政府权力必须分隔，在其各自的行使过程中，形成各自独立的利益中心，对其他各权力形成有效制衡，从而将政府权力驯化成保障而非侵害人权的力量。

政府和民众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权力本来就是老百姓的，只是委托了政府去履行公共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任何时候都能履行委托代理的职责。行政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腐败。

有些事情，不是政府该做的，政府就不能越位；有些事情是政府该做的，政府就不能缺位。一个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个是严格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句话概括了宪政的基本nei容。

中国政府体制2000多年变化很大，几乎一朝一变，但是作为地方政府体制，却维持了相当的稳定x，基本上是郡县制，即三级制，只在个别地方实行两级或者四级制。新中国依然延续了这种三级制。

_geng据中国的宪法，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体制明确规定为省、县、乡三级体制，但现实生活中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四级体制。强县扩权就是市管县体制的自我变革。

政府又要领导改革，又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不可能一点问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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