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垄断的_geng源在于权力与体制,而权力行使的不当又在于政府角色的错乱。在当前中国转轨经济中,政府扮演着三重角色:一是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二是作为市场管制者;三是作为企业所有者。现实中,这三重角色之间很难协T,想不冲突也难。经常x的结果是,政府利用其社会管理者的垄断x权力,来谋取它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以及财政收益的最大化。政府行为公司化正是中国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垄断现象的shen刻原因。
和其他垄断相比,法定垄断是最坏的垄断,因为政府权力没有第三方的力量能够限制它。这大大损害了效率与公平。但是,“死老虎”如何才能真正死掉呢?显然,解铃还需要系铃人。当前最重要的是不要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是shen化政府管理改革,并以此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
如果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能及时往前推进,政府不能厘清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政府权力不能受到社会公众的制约,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不能发生_geng本改变,中国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将难再有大的突破。
中国的反垄断法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行政垄断,并重点规制行政行为与行政垄断。但要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必须在反垄断法中重点搞清楚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可分为“抽象的行政垄断”和“具体的行政垄断”两大类。
抽象的行政垄断是指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制定不公平的、限制或排除竞争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x文件。具体的行政垄断包括四类:一是行政审批;二是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等排斥和限制自由贸易的一些行为;三是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直接经营,干预企业;四是具有“准政府”x质的事业单位实施行政垄断,许多事业单位滥用政府赋予的行政职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无论是抽象的行政垄断还是具体的行政垄断,在经济生活中都广泛存在。遗憾的是,目前的反垄断法有关行政垄断的定义并不清晰,这无疑将影响到对行政垄断行为的确认和处理。因此,更加明确、科学地界定行政垄断,是未来反垄断立法的一个思考重心。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限制行政垄断?限制行政垄断应当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反行政垄断不能仅仅依靠一部反垄断法,更需要通过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来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通过综He的制度安排,划清政府公共管理者角色与公共产品提供者之间的界限,划清政府公共_fu务行为与政府经营行为的界限,划清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增长推动者之间的界限。
二是按照目前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机构分为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两个层面。为了更高效、更He理地防范、阻止行政垄断,前者应当重点规制抽象的行政垄断,后者应当侧重处理具体的行政垄断。
三是目前的反垄断法,将反垄断的希望过多的寄托在政府反垄断机构身上,但政府反垄断机构往往并不是没有利害关系的中立一方,而且政府反垄断措施难免发生错误、有违公正、不够正当的时候,这就需要在政府与涉嫌垄断者之间建立起司法审查与救济渠道。因此,无论是反经济x垄断还是反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立法都应该在司法体系功能方面设计出一个独立、权威、严谨、公正的司法诉讼程序,为反垄断的纠纷处理、执法审查提供司法救济,这比完善政府的反劳动机构更为重要。
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什么?是“竞争”。没有竞争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备维护公平竞争的机制。恰恰相反,企业为了减少竞争压力和逃避竞争风险,总是千方百计地谋求垄断地位。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防范垄断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反垄断法律制度。国人曾经将计划经济推崇为最好的经济制度,不允许企业间开展竞争,因而也不存在反垄断的需要,无论是反垄断还是反垄断立法,都与中国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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