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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_gan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j神。单纯的“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似乎是短暂的,但史官j神却是一脉相承的,从晋的董狐到齐的太史简,到后来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马迁,史官和他们书写的史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浓厚的“以古为鉴”与“为后世法”的历史意念。唐太宗的“ 以铜为鉴,可以正_yi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清了统治者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史观。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典册中,史书的数量是最大的。不但有官修的正史还有大量的野史。(南彦:此处应充实一些数据)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

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国人写史、读史,重史的传统。为君王者重视一个朝代在历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个贤明的圣主,有追求的个人则把青史留名作为最高追求,史于是有了终极裁判的意味。于是在君王死后的谥号上往往一个字就盖棺论定了。对于国家于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赐号追封,以示褒奖。

中国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 周积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页)。由此可证: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政治文化。

另外,我们从中国史官文化的产生中还看到了血腥和残酷。史官伴着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冲击,董狐还好,遇到赵盾比较憨厚,齐太史就太悲惨了,司马迁遭受宫刑奇耻大辱。在中国从古至今,为真理二字而献出生命的代不乏人。

我们这里说的是史官文化,仔细地嚼嚼,有史官不等于就有这种文化,而中国既然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类型,那是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一个就是政府对记史的重视,甚至是热衷;另一个就是史官的坚持和尽职尽责,甚至不怕掉脑袋。所以产生史官是一回事,产生史官文化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础条件,后者是提升的结果。而推动史官文化产生并相沿成文化传统的是政府和史官。后期的史志意识和史的j神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j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史官文化的链条上应该有这样的清楚的记录:政府——史官——董狐、齐太史简——左丘明——孔子——司马迁——司马光——。。。。。。

正史——官员立传传世。

国史立传,是朝廷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能获得这项荣誉,对官员来说,是死后的最高奖赏,光宗耀祖,福*后辈子孙,是极其光彩的事情。所谓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于此得以实现。

青史流名是官员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这个权柄。在正史中树碑立传,是朝廷和官员注目的文化事业,也是官文化之一种。

文集——扬名传世的书册。

重要官员死后,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书扎、诗文,或称全集、文集、遗集,记录了官员从政的过程。这种文字,高级官员多,道府以下官员的文集则很少。

《大清缙绅全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把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的衙门、官员的姓名、字、职务、籍贯一一列出,使大家对全国职官情况了然于Xiong。

科名录——另一种官场联络手册。做官要靠科举成名,这种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类,按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的称为年谊,步入仕途,官场中也好彼此照顾。

年谱碑铭——官员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经验和教训。

以上种种成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观——做官百科全书。

作者绝大多数是官员,从当朝一品到为官员做幕僚的人物,从终身为官者到曾涉足官场者,专业的作者绝无仅有。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作为文章的作者只是业余的,文章只是做官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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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2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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