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弱势群体成为怀有道德上优势的人嘴上的虚无名词，人们只是从对于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来看一看谁更善良，谁更明智，谁政治上更正确——我们不能说弱势群体的坏话，当我们说到他们弱势，也不说他们本身的问题，重点往往落在他们遇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们可曾想到，那不公平中我们其实人手一份儿，当我们生在城里，就有人会生在穷乡僻壤，当我们得到好工作，就有人得不到，或去不报酬更低劳动强度更大的工作，当我们受到很好的教育，另一些人却因交不起学费而无机会学习，当我们击败对手，得到冠军，其余参赛的人心里多半会不好受，他们全部遇到了挫败，当我们使用保姆及保安，就有人在当保姆保安，当我匆匆忙忙力争上游时，可曾有时间回头看一眼那些失败者及受挫者？
我年轻时曾花时间想过这个问题，因我发现，我们的成功很多便是建立与我们一样的人类的失败的基础上的，生活中多数事件是零和游戏，有人赢便有人输，有人高兴便有人不高兴，所谓合作共赢的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多，所以，成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是人生。
在我看，从个体讲，不管一个人表面上多么镇定自若，但我每天都要吃饭这一件事，便令我感到我的人生多半只能是焦虑的，因进食这件事无法停顿，一停生命就要丧失，内心深处，我认为一个不断需从外界汲取食物的生物是很难当真谈得到是道德的，因这种生物对于自然的回馈并不能与自然给予他们的东西相平衡，自然不需人类也能很好地存在，而人类却是无限地依赖自然提供的极其暂时的条件——人类发现并制定的道德秩序，多半也是为了帮助他们从整体上从自然中得到食物，这就决定了，必须得有生物成为食物，必须要有各种资源为人类所消耗，除此以外，人类这种生物对于温度、大气湿度、幅射等还极端敏感，他们的持续存在，多半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的才发生的，要知道，茫茫宇宙中的时空环境，与地球相近的非常之少，而我们对于地球也非常缺乏了解，我们脚下两公里深处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我们一点也不清楚，我们基本上是过一天算一天，凭运气存在着，道德也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极临时的生存略策，外部条件一变，我们的道德立场立即就随之而变，我们基本上是一些目光短浅的暂时寄居者。
从这一点出发，我发现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而弱势人群并没有重要到令我们焦虑的地步，因总体上，人类在宇宙里便是很弱势的，这特别反映在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上，我们预期很难长久与明确，除却我们的寿命，更多是因为我们的不思进取与缺乏信息。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放在当下，只是聊以混过此生而已——我们生存条件，我们了解的信息，为我们的预期与思考框出了一个狭窄的范围，我们今天会为地球温度不停地上升焦虑一小时，明天为弱势人群不平一刻钟，最终我们在束手无策、迷糊不解中撒手西去——事实上，我以为，由于我们人类与宇宙的信息极其不对称，我们在总体上只能是弱势的，而我们当中，总有一些更弱势的。
我本人面对世界时，就总是倍觉弱势，我的斗志都是暂时的，我其实向往的是遗忘与平静，但我知生命不属于这些，有信心的生命会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但生命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问题，而不是清楚明白的答案——当然，我总能在书本上与别人身上看到一些答案，但我总难完全信服，特别是涉及世界观、价值观之类的东西时——而对于弱势人群的态度，就属于这个范畴。
我本人努力成为不弱势的人群，最终无非是想少给同类添麻烦而已，最终，即便我本人最为看重的生命，说来说去也无非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已，谁会真的在意呢？
多数人对于制度的认识，多半跟电视剧差不多，在剧中，每个人有个身份，有穷有富，有强势有弱势，这些，早在生活中被人们视为理为当然了，人们多半会认为，一切都只是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十分自然，却极少去想，人类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优胜劣汰的，其实是人们对于制度并没有更多在意，制度是谁定的，偏向谁，为何如此定，我的文化及教育并不令人去关心，当我们不参与政治时，我们就不可能去改动剧本。
更令我吃惊的是，在强者与弱者中，当哪一种人幸福的机率更大，目前仍没有定论，也许其中有意识形态原因，也许，强弱与幸福根本不相干，亦幸福本身便具有多样性，开宝马有开宝马的乐趣，挤公有挤公车的乐趣，两者不可比，最终幸福这件事被美其名曰，每个人各有活法儿。据说当一个社会足够富裕，受教育程度足够高时，才不得不有远见，公民才有主体意识，才会有政治参与意识，政治经济问题才会被纳入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生活当中，而我们似乎可以暂时不考虑，我们要考虑的是，何时娶妻生子，何时买房买车——这被视为生活之必然，无人质疑，因我们还未在多样性的生活之中去思考与抉择，那种多样性也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展开的，人们以“自由”命名之。
现实中，我观察到，弱势群体往往是动态的，即使在最穷的村子里，也有头脑灵活勤快的人脱颖而出，回头看看三十年前，整体上的中国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在发达国家的人民眼里，多半我们都是弱势群体，我们国家领导人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接待外宾，令中国人倍感平等及亲切，丝毫也不想想，我们其实用于斗来斗去的功夫，是可以努力工作，产出新衣让我们的领导人穿上去谈事儿的。
意识到这一点是在三十年前，于是我们的国家改变了原来的决策，从制度上开始改革与开放，我们最终用三十时间变得不那么弱势了，我们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斗争，结束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把精力用于生产性的工作中，并取得了与其它人类社会一样的成就。
谁都知道，若是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不同意，都不去做，这件事就办不成——我们一直说人民力量大，说的其实是人民搞建设与搞破坏力量都很大。
曾有一阵儿，我的父辈们集体成为地球上的弱势群体，不客气地讲，我以为，除了外部环境外，那一代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责任，他们除了犯下决策性的错误外，一定还犯了多种错误，我就不信他们是无辜的，他们的错误多半是致命的，至少表面上看，使他们生活破破烂烂，充满了苦难，只是在崩溃的边缘挣扎，但他们并不是真的很无辜，虽然他们被自己描述得很无辜。
事实上，他们每人都有头脑，他们可以一起商议，他们可以约定使他们过另一种生活的制度与契约，但他们似乎是并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他们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他们过得更好，至少，不要过得那么苦难。
我们当然可以想出另一个理由来解释弱势人群，即，那些人就喜欢过那种不幸的生活，缺吃缺住，缺衣少穿，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寿命短暂，为了让我们心安，我们把那种生活称做一种田园风光或看破红尘的隐居，真是笑死人！有时候，看一看历史资料，直叫我觉得那些戏中的受难人群，竟比那些文明之外的人群还要幸福一点，再惨，他们至少也享受过一点文明成果，他们最多是被从文明生活中暂时驱逐出去，而另一些真正弱势的人类，从未有机会体验过分工明确，互助高效的社会，他们自生自灭，无人关注，比起他们，我们受挫的人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多福美好的人生。
我们最好把努力定义成为可以稍稍超越自我，努力必须是最终完成目标的努力，当然那个目标不一定很艰巨，比如增长技能、增加收入、帮助他人之类，只要那目标是有效的就成，当努力未见成效，我们最好把它说成是努力得不够，不然我们使用词语时就会引起混乱，因努力变成不及物的努力时，这个词语便可指任何事情，我们就天天胡混都可说自己很努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努力与目标直接相关。当我们把目标定得过高时，我们的努力是很容易失败的，这种挫败感便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令我们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