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看你怎么用了，对于人更是如此。我在第一部分，曾经作过一个推断，“商人”这个名词现在作为交易中间人的代名词，可能是源自“商族”。无论这个推断是否正确，商族在经商和手工业方面的技巧是很突出的，当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企图时，这两方面的优势反而能够得到体现。这种情况与东南亚华人在饱受政治压迫，最终却在商业领域建树颇多的情况有些类似。被大面积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商族遗民们，将j力放在“商贾”这个自古以来就广受轻视的职业，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证明自己的机会。

商族遗民的这些能力，最终还是被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所利用了。在郑国东迁至洛阳盆地的东侧之后，郑人给予这这些商族遗民更为宽松的政策。而这些之前属于社会底层，现在重又回到主流社会的“商人”所带来的财富与能力，也成为了新“郑”的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商人”们甚至在春秋争霸的政治博弈中亦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后来我们将到分析到的 “崤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一个叫弦高的商人机智的劝退了秦国的远征军。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位弦高是否就是郑人所收容的商族后裔。但由此可以看出，郑人当时的政策，的确让治下的民众产生了足够的向心力。

做上述分析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在国际政治和地缘博弈当中，将“非我族类”的人全部消灭或迁走固然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并不一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就象国产凌凌柒曾经的领导说过的一句名言：“就是一张卫生纸，一条丨nei丨ku都有它的用处”，问题是在你怎么用。

让我们重新回到周公的时代，在处理完河北平原的商人之后，如果稳定中原的局势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地区封建更多的姬姓封国，当然是必须的。但诚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经过商王朝数百年的经营后，黄河以南同样分布着大量的商族遗民。对于这部分商人的处理方法，还是要看他们在这些叛乱中的具体态度。就象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同一族群并不一定会持同样的政治立场。就象贵为宗室的三监可以和那位“殷侯”He力以反叛周王室一样，黄河以南的“商人”们也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他们在商王朝时与王室的地缘关系亲疏，显然与距离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复国这件事，黄河以南的“商人”们，并不象河北平原那些“天子”脚下的遗老遗少们热心。

如果“三监之乱”成功了，中原的这些“商族”们应该会遭到清算，最起码其中的贵族是没有权力分享胜利果实的。放在现代社会，汪j卫似的下场是他们所能期待的。只不过史书是由取得胜利的王室来书写的，因此这部分“商族”被受到了优待，并被立为典型。而直接的地缘后果就是，一个新的以诸侯国诞生了。而纣王的一位庶出的哥哥——“微子启”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君主，祭祀商族先人的重任也随之转移。为了表彰他们对角度转换的适应程度，这个被称之为“宋”的商族国家甚至被授予了最高的爵位——“公”，要知道燕、齐、晋最初被封的爵位也只是第二等的“侯”。可以想见，即使是商朝未亡，“微子启”庶出的身份也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政治待遇，因此宋国就此真心融入周王朝的政治格局当中，成为众多诸侯中的一员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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