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军来犯之时，宋军可以依托的防线正是泓水。问题是这条天然的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战术作用，原因则是宋襄公一定要等楚军渡河并列阵之后方才应战。这种被毛泽东喻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其实并非宋襄公所创，因为在上古之时，战争的多是采取邀战的方式，即双方约定在一片开阔地，然后列队厮杀。这种战法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式”的战法，春秋之时还能看到些许案例，到了战国时期则基本看不到了。那时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变为全方位的对抗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地形、计谋的运用等都成为一支军队是否能够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宋襄公只是因为他那不He时宜的行为，成为了“最后的贵族”。

如果宋襄公生在欧洲，他可能会觉得更适应些。因为在欧洲，即使是在中世纪和火器盛行的年代，欧洲的军事贵族们，依然热衷于这种“优雅”的战争方式。东西方之所以会在战争形式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国家的组织形式就已经开始由层层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变了。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nei部的权力基本都已经集中在公室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快速的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打一场全面战争。而西方所一直延续的层层分封的“封建制”（这才是真正的封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地缘结构非常复杂，很少有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有胆量打一场全民皆兵的全面战争，因为你的对手可以是一个，也可能是数个乃至数十个。在这种情况下，将战争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贵族之间，即可以保证领地nei部

实际上，无论宋襄公采取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宋国“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都很难让它成为一流强国。如果宋襄公及宋国历代君主能够正视自身的地缘劣势，制定出正确的拓展方向，也许让宋国的命运得到些许改变。在这方面，东迁之前就为自己选定一块风水宝地的郑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当楚军在“泓水之战”中占用宋军后，楚人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原的霸主了。可以说，济水以南的诸侯基本都在楚国的控制之中了。楚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河济平原，对于一个有志于称霸中央之国的诸侯来说，能够将势力范围扩张至沟通河、济两水之间的河济平原，是能否成为盟主的必要条件。因此河济平原在春秋之时，无数次成为会战与会盟的地点。即使是到了春秋末年，当时战败了楚、越、齐国，势力如日中天的吴国，也将会盟的地点选定在河济平原的黄池之上。

在楚人图谋河济平原之时，这块夹心地上除了周边大国所占据的土地之外，最大的诸侯国是“卫国”。在卫国一节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在齐桓公刚登上君位后不久，卫、邢两国就因为戎人的进攻，而被迫迁至河济平原之上。只不过在楚宋泓水之战后3年，邢国就被同姓的卫国所灭。卫国之所以敢对受到齐国支持的邢国下手，正是因为他选择了楚国作为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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