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近代最先挑起阿拉伯民族复兴大旗的，是“哈希姆家族”。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如果阿拉伯世界，最终由这个世居麦加的圣裔家族做j神领袖，逊尼派和什叶派应该都可以接受。不过历史已经jin_ru了20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君主制显然已经走向了末路。民众更热衷于，能够让自己有机会成为政治游戏参与者的“革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论是仍然控制约旦、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还是占据了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苦心经营“海湾君主国”体系的沙特家族，都显得有些落伍了。而那些能够以“革命”的形式，更换政权体系的国家，在制度和民众基础上无异更有优势。

最先在阿拉伯世界中掀起社会革命*潮的是埃及，而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就是近代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真正能够称上领袖级人物的“萨达特”。1952年7月22日夜，一批埃及军官在萨达特的带领下，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夺取了政权，并于次年宣布废除埃及的君主体系，建立共和国。在此之前，英国人在埃及所扶植的，仍然是他们至今仍然热衷的君主国，史称“法鲁克王朝”。即使不讨论制度层面上的优劣，一个新时代、新制度，一般情况下总是代表着更多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在这一点上，新生的埃及共和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这次革命，本身就是由军官组织所发起的，因此不可避免的为埃及今后的外交风格，再入强硬的风格。

我们昨天也说了，无论埃及是着眼于国nei建设，还是急于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尼罗河与苏伊士运河，都是它赖以生存、发展的两大地缘资本。对于挖掘尼罗河潜力这点来说，埃及人似乎能做的并不多。因为5000年来，尼罗河的自然规律早已为世人所知。每年6～10月河水定期泛滥所留下大量肥沃的河泥，会很自然的为农作物补充肥料。无论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是创造古埃及文明的先民，还是埃及现在的主人——阿拉伯人，都只需要_gan谢大自然的恩赐就可以了。不过，既然埃及人希望自己的地缘潜力，更上一层楼，就不能够只沿着前人固定下来的道路走了。为此，他们必须为尼罗河动一个大手术。

萨达特准备为尼罗河动的大手术，我们在埃及部分其实就已经分析过了，就是在尼罗河谷修建一道大坝——阿斯旺大坝。对于身处沙漠地带的埃及看来，让这些河水留在埃及境nei，将沙漠变成良田，远比让他们白白流入大海要有用的多。在1971年，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1960年动工），结果也的确如埃及人所愿，埃及的农业产值从此番了一翻。这意味着，埃及能够自给自足，养活的人口也成倍成长。从这个角度看，阿斯旺大坝相当于为埃及再造了一条尼罗河。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阿斯旺大坝的建造，也改变了尼罗河两岸几千年来的农业规律。那些原本依靠尼罗河泛滥，就可以靠天吃饭的下游地区，就再也得不到那些饱含肥料的淤泥了（再想保证产量，就只能用化肥了）。而这些被截流在大坝北部的淤泥，也并没有为上游地区带来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应该在下游入海口处形成的“三角洲”，转而在大坝的入口入成型了。这样的话，其有效库容就明显下降，所能带来的效率也就逐年递减了。

尽管阿斯旺水库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极大的改变了尼罗河下游的生态环境，乃至地缘结构，但如果让埃及人再选择一次的话，估计还是会选择建造，毕竟“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在阿拉伯地区更为接近真理。就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来说，资金来源是最为重要的。同样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无论是采取修建地下管网，汲取地下水资源的利比亚；还是打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工程的沙特，都是在最终从石油上，获得额外利润之后，才有资本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的。

尽管现在石油工业，也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比起那几个财大气粗的邻居，埃及那点油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埃及人有一个看起来，比石油更可靠的，巨大的财富之源——苏伊士运河。没有一件事情，比收取过路费来得更舒_fu的了。从古至今，无论是大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剪径强人；还是现在打着“收费还贷”旗号，垄断路权的收费公路，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试图一本万利的从物流渠道上获利。

如果19世纪中叶，法国人没有和阿拉伯人的前宗主土耳其人达成交易，挖通苏伊士运河的话，埃及人肯定还要头痛，怎么先弄到挖运河的钱。其实说起来，最初做为地主的“埃及”，也并非不能从苏伊士运河中获益。在最初的He作方案中，作为投资方的法国，所占据的是52%的gu权，而埃及方面则分得了44%的gu权。当然，这个gu权，其实和埃及人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由他们的宗主奥斯曼帝国及其代理人所获得。当英国人试图控制这条东西方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时，他们的突破口也正是在埃及“政府”所掌握的这部分gu权上。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动作，英国人终于在1875年低价收购了埃及名下的那部分gu权。由于法国人在最初的开挖过程中，xi收了很多民间资本参与，而英国则是以政府的名义收购埃及方面的gu权。因此，在实际动作中，作为最大单一gu东的英国人，实际上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控权。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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