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年，当刘邦击败项羽，正式建立汉帝国时，帝国的疆土之中存在着七个经过战争洗礼的异姓诸侯国。由北至南分别是：燕国、赵国、韩国、梁国、楚国、淮南国、长沙国（参见《西汉元年地缘结构示意图》）。观察这七个封国的地缘结构，我们会发现，关中六国中除了齐国之外，实际上就算复国了。也就是说，汉帝国所直接统辖的，是大家都不希望它复国的“秦地”，以及秦国当年的连横对象“齐国”。为了连接这两块分列东、西的汉土，河济平原的西部，以及河北平原的最南端，并没有象战国时代那样，被赵、韩、梁所分割，而是成为了汉帝国的直属地（河nei郡、东郡）。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之下，可以说自炎黄时代就已经体现出自己地缘价值的，东西两片高地都紧紧的掌握在帝国的手中了。为了让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地，能够完美延伸到帝国的最东端。刘邦甚至在刚刚登上帝位时，就迫不及待的将希望成为齐地之王的韩信，转封成为了楚王。

比起周王朝那种，仅仅将直属领地，从关中盆地延伸到洛阳盆地的做法，无疑要更有控制力。当然，仅仅依靠河nei、东郡这种河济走廊，来连接帝国的直属行政区，显然是有些危险的。因此在做出这个安排的第二年，韩国就被迁到了山西高原的北部，去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了。

尽管在汉初，出于当时的形势，刘邦在自己掌握最有地缘优势的核心地区的同时，分封了七个异x诸侯，但这些异姓诸侯国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x的了。刘邦在去世之前，所发出著名的“白马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更是明白无误表达了他不允许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想法。不过剪除异姓王，并不代表对封建制的否定。恰恰相反，刘邦所总结的，关于秦帝国崩溃的经验教训中，很重要一条就是秦帝国过于集权，而不有封建子弟一条。从今人的角度看，刘邦的这种想法可能有些保守，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刘邦为帝国所设计的子弟分封+郡县集权的结构，却是必要的过渡过程。因为就郡县制而言，即使最高长官是由中央政府所派出的亲信官吏所担任，但绝大部分的地方官吏还是要从当地选拔的。在六国的记忆还存在于民众的脑海中时，这些地方官吏一旦遇到以复国名义而煽动的叛乱时，是很容易闻风而动的。关东之地之所以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很快就遍地狼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项氏家族，就是被地方官吏请去做吴地义军的领导者的。

要想有效管理那些可能发生变故的，中央政府控制力渐弱的板块，授权有最大独立x的“封国”来管理，是最有效的。而血缘就是维系封国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纽带。正是因为对“封建制”管理边缘板块的认可。所以在刘邦分封异姓王的第二年，齐地还是被封建给了刘邦的长子（庶出的刘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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