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康居人也好，阿兰人也罢，包括在伊犁河谷立国的“塞人”，都是属于欧洲游牧体系的一员，彼此之间会有很强的亲缘关系。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基本上可以tao用现在哈萨克nei部三“玉兹”的划分。只不过，如果从种族、族群文化来源的角度来看，当日从南俄草原到天山北麓的部落，要比现在哈萨克草原更为单纯。然而在月氏、乌孙这两支，从河西走廊迁移过来的游牧民族，开始渗透入天山北麓后。这条东、西游牧体系博弈的草原线，地缘格局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即使这些来自东方的游牧部落，本身也带有欧洲游牧民族的基因。但长时间与东干草原游牧体系交融的历史，以及与西干草原的地理距离，也足以让他们失去与活跃在西干草原上的，欧洲游牧民族之间的血缘、文化联系了。换句话说，此时的月氏、乌孙两族，更应该被视为亚洲游牧体系，渗透中亚的代表。

其实我们从大历史角度所分析出来的，这些游牧体系之间的博弈格局，当时身处其中的游牧部落们并不会有那么shen的_gan受。对于处在逃亡状态的月氏人来说，沿着天山草原带一路现西，逃离乌孙——匈奴两族的追击，才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中亚草原的潜力，早已被那些土著欧洲游牧民族开发殆尽，并不会有一块无主地来收留他们。当月氏人被迫从刚刚到手不久的伊犁河谷出发，继续西迁时，从哈萨克丘陵而来的康居人，很有可能成为月氏人的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当然，此时的楚河、塔拉兹河流域，也可能是在伊犁河谷立国的“塞王”的领地，就象现在这两条河流的控制权，基本上归属于哈萨克大玉兹部一样。在这种板块相接之地，来自哪一方的力量占据优势都是正常的。

不管被乌孙——匈奴联盟挤压出伊犁河谷的月氏人，后来遇到的是哪个部落联盟的阻击。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都是欧洲游牧体系的一员。我们也可以按照欧洲人的习惯，将他们统称为“斯基泰人”。如果没有别的力量介入，月氏人想谋得一块生存之地的努力，似乎一定在与斯基泰人的博弈中见分晓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月氏人越过卡拉tao山，到达锡尔河北岸时，情况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因为环境的变化，使得月氏人所面对的对手，不再只是和自己一样的，草原游牧部落了。绿洲形态的农耕文化，也开始呈现在月氏人面前了。

从大的地缘板块划分来看，卡拉tao山是被我们定义为中亚的农牧分割线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并不是说卡拉tao山以南地区，就不适He游牧民族生存。而是说卡拉tao山以南的气候环境，已经能够孕育出以农立国的绿洲城国了。而西进的月氏人，在越过卡拉tao山之后，是否遇到过经营绿洲农业的“城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在后来的隋唐帝国时期，卡拉tao山与锡尔河之间，史书倒是很明确被记载存在过一个能种“粟麦”的国家——石国。

按照中国历史的记载，石国是属于所谓“昭武九姓”的一支。昭武九姓又被定义为月氏后裔。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证明，月氏人在渗透入卡拉tao山之后，便受环境影响开始逐渐接受农业文化了。问题是，卡拉tao山以南的地理环境，就真的能把月氏人完全改造成为一个农业民族吗？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至于为什么，我们明天再接着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卡拉tao山以南的地理结构。说起来很有趣，天山山脉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向北延伸一条支脉。而每两个支脉之间，就会自然形成一个“箕”状的地理区间。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塔拉兹河和楚河，就是处在昆格山和卡拉tao山之间的区间。至于卡拉tao山以南，同样的情况依然存在，充当另一条分水岭的山脉，拥有一个著名的标签——突厥。也就是说，这条山脉叫作“突厥斯坦山脉”。

能够以突厥为名，突厥斯坦山脉在中亚的地缘地位可见一斑了。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突厥斯坦山脉也的确有机会突显自己的价值。因为这条体量并不大的天山支脉，实际上是中亚两河：锡尔河与阿姆河的分水岭。如果我们认同两河所处的“河中地区”是中亚文化的发源地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成为中亚文化新标签的“突厥”二字，给予这样一条位置具中的分水岭，也是很自然的事了。然而，尽管在地缘结构的认定过程中，结果会与我们单凭对地理结构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相吻He。但一个地理中心，能否升级为地缘中心，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它在人类交流中的区位，以及是否有适He人类大规模生存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突厥斯坦山脉是具备的。因为后面我们将会分析到，突厥斯坦山脉所庇护的泽拉夫尚河绿洲，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整个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枢纽。

本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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