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入侵阿姆河流域的力量来自于北方时,阿姆河——卡拉tao山之间这片绿洲、草原交错之地,通常会有机会作为一个整体,帮助这些强悍的游牧部落沉淀下来,并与原有的绿洲土著融He出兼具农、牧优势的新政权来。对于这片帮助北方游牧民族完成定居化进程的土地,有一个专属的地缘名词——粟特。对于中国人来说,粟特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如果你不是很熟悉历史的话,那么安禄山、史思明总知道吧?还不知道**那么安史之乱呢?杨贵妃呢?好了,不卖关子了。造成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就是由迁居中央之国的粟特人所引发的。
安、史二人能够对中央之国的历史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本身与粟特地区的地缘结构无关。这一后果的产生,更shen层次的_geng源在于唐帝国过于依靠军政独立的“藩镇”来统治边缘地区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安、史二人,最终也会有其他藩镇军事领袖去挑战中央政权。然而,这种授权藩政也不能说完全错误,在实际*作中,他也使得唐帝国的军事力量更具有攻击x和扩张x(所以唐帝国在西、北方向的扩张,要比汉帝国更甚。而这还是在外部压力大于汉帝国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在帝国中央政权尚能掌控局势时,使之成为帝国强大的保障。相比之下,xi取唐帝国教训的宋王朝就显得nei敛的多了,避免出现军政独立的藩镇,成为了宋王朝的立国理念。至于说两种做法谁更有好,是一件很能用是、非结论来评判的事情。只能说,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前者的风险在于,王朝崩溃的风险通常来自于nei部;而后者则在对外扩张以及抵抗外部压力时,显得低效。
言归正传,唐帝国的历史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重点,引出安史之乱来,只是想接近大家与这片“化外”之地的心理距离。事实上,安、史二人本身也的确与我们今天的nei容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些粟特人,就是在“阿姆河——卡拉tao山”之间完成定居化进程的大月氏人后裔。在中国的历史中,有一个更j确的标签,来从“人”的角度为之进行归类,那就是“昭武九姓”。
以姓氏作为标定族群归属并非为华夏文明所特有的文化。只不过,强烈的农业背景,使得华夏民族在技术上更机会维系这种血缘传承罢了。如果是居无定所,且部族关系随时处于丛林法则状态的游牧部落,一个姓氏或者家族要想流传有序的传承下来,就非常困难了。对于大月氏人来说,他们的后裔能够有机会在粟特区,形成血缘印记明显的九个聚集区,与粟特地区的地缘特点是分不开的。那些分布于各个河谷的绿洲农业区,天然就具备独立x。在没有强大政权将之统一时,这些具有相同民族背景的绿洲,在政治上也很容易成为相互独立的“国家”。按照中国历史的记录,这些试图以大月氏人后裔之名,接近与唐帝国关系的粟特人,被分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九个国家(或者说部族)。其中康、安、曹、米、何五族,分布于撒马尔罕,也就是泽拉夫尚河中游一带;戊地则在布哈拉一带,也是就泽拉夫尚河下游绿洲;塔什干所处的奇尔奇克河绿洲,属于“石国”之地(后来引发怛罗斯之战的国家);而史国则占据了卡尔希河流域最有可能成为绿洲的山前冲积扇地区。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帖木尔的故乡“渴石”地区。在此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是来自中央之国的宋王朝或者明王朝,而不是蒙古人在中世纪将帝国扩张到中亚地区的话。那么,象帖木尔一类的中亚土著,在试图崛起时是会更愿意追溯到与中央之国地缘关系更亲近的“大月氏人”,还是象现在这样以蒙古黄金家族成员自称呢?
历史已经发生了,再多假设也只是为了活跃一下大家的思维罢了。回到粟特问题上来,相信有朋友经过简单的数字计算,已经发现在我们刚才的nei容中,还少了一个隶属“昭武”体系的国家,它就是“火寻”。这个同属大月氏后裔的国家,并非是在“阿姆河中游北岸地区”的泽拉夫尚河、卡尔锡河流域;也非是在“锡尔河中游北岸地区”的奇尔奇克河附近。它的位置是在阿姆河下游地区。这样一个位置,意味着这支月氏后裔所处的地区位置图兰低地腹地,无法得象他们同_geng生的兄弟部族那样背靠天山山脉。而从地缘结构上看,火寻国所寻求发展的空间,并不属于粟特板块。而是属于“中亚河中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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