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樊湖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尧时期的“樊国”，只是如此久远的“历史”只能归类于传说。这一地区真正能够jin_ru信史时代，始于西周中期在此建国的“鄂国”。再向前追溯的话，鄂国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建制于山西境nei的“鄂国”。传说中，当时的鄂侯曾经与西伯侯姬昌一起位列三公，并因向纣王谏言而被杀。其后在西周初年，迁徙至南襄盆地北部，并于西周中期沿随枣走廊一路南迁，最终kua越长江至樊湖地区重新建国。至于说这个“鄂”字，是否与鳄鱼有关，那就见仁见智了。

在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之后，近在咫尺的鄂国也随之覆灭成了为楚国的属地。对于楚国来说，吞并鄂国的意义在于将边界推进到两湖盆地的东边缘，并通过鄂东走廊渗透长江下游。而对于试图反方向*作的孙权来说，在荆州新定，魏、蜀两家还虎视眈眈之时，将都城迁至荆州地界则有利于加强对荆州的统治。然而由于南郡及江夏郡的北部地区，包括襄阳和曾经作为江夏郡治所的“安陆”（今云梦县），都在魏国的控制之下。东吴对能否守住荆州，显然没有经营江东时那么有信心。将政治中心放至江汉平原更是有安全上的隐患。

对于以“地利”立国的江东政权来说，江汉平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天险的保护。刘备当日被虎豹骑“一日yi_ye行三百余里”追击至长坂坡的经历，更是让孙吴政权认定，长江才是最有利的屏障。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你会发现，鄂东南三角区本身也是“两湖盆地”的一部分，鄂州所扼守的是整个盆地区的东大门，也是由东向西入驻两湖地区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将同样有长江天险庇护的鄂东南三角区，经营成为控制荆州的“小江东”，并以与西塞防线近在咫尺的鄂县为新都的“武昌”，无论在战略还安全上都不失为良策。

然而历史上，孙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江东士族的广泛支持。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之后，旋即还都建业。公元266年，孙吴末代皇帝孙皓一度再次迁都“武昌”，但同样遭到江东势力的强烈反对并酿成了nei乱。甚至民间也产生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民谣。迫使孙吴政权再一次将都城迁回建业。

现在，当大家明白最初的武昌原来是现在的鄂州，并且拥有鄂东南地区最大的腹地时，问题又来了。从地理位置上看，当下这个对应着汉水河口的武昌，位置同样看起来很有优势，又有什么理由被孙吴政权放弃呢？与江东的情况类似，鄂东南三角区的防御面实际也是在西侧。以此来说，现在这个武昌的位置与孙吴在江东的都城建业（南京）相当。更何况夏口还能够通过汉水，横穿整个江汉平原并直达南襄盆地。

对于有入主中原之心的孙吴政权来说，这样一个位置是不可能不重点经营的。实际上孙权并没有放弃夏口，而只是放弃了黄祖在汉阳地区所筑的“夏口城”，转而在现在的武昌地区重筑了新的“夏口城”。在孙权有意将鄂东南打造成“小江东”的情况下，将夏口城移筑到长江东岸，有助于整个鄂东南地区的开发。虽然由于位置过于前线，新的夏口城并没有成为东吴的新都，但还是成为了吴属江夏郡的郡治所在。

身兼区域政治中心和开发职责的新夏口城，同样在背后的鄂东南三角区拥有自己的腹地。如果说，樊湖覆盖的是鄂东南腹地的中东部，那么新夏口城所辐j的就是这个三角区的北部了。今天，这一区域的代表x湖泊是位于武昌东部，并因此而得名的“东湖”。至于三国时代，这一地区的湖泊分布状态如何，当下已很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负责新夏口防线的吴国水军，在这个区位上并不缺少与长江相通的湖泊囤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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