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一tao运行机制看起来有多少He理x，最高统治者都无法独自去践行这一切。这意味着不管什么模式的国家，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出现都是必然。乐观的看，人类之所以neng离氏族社会jin_ru文明社会，正是引入了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让分散的力量得以集约化；悲观的看，无论你把这个国家管理阶层叫作统治阶级、官僚还是资本，都无可避免的会形成利益集团。税赋的压力总是会自然的下沉到底层的被管理者。具体到中央帝国的情况，你发现为国家供血的主力，是那些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自耕农。

鉴于利益集团总能有更多的办法，让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让自耕农掌握更多的土地，是帝国降低宏观风险的_geng本办法。也可以说，自耕农手中掌握的农田比例多少，决定着王朝的健康指数（放在当今社会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一般而言，受益于旧体系崩溃所带来的洗牌效应以及人口的减少，王朝在初始阶段都相对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利益集团的形成，土地仍然会无可避免的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土地兼并还会导致人口的“消失”。所谓“消失”并不是真的消失，由于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并不能因此而减轻人头税的义务，藏匿和依附于大地主成为了普遍x选择，而后者并没有主动汇报这部分人口的动机。换而言之当一个王朝运行日久后，能够为中央政府供血的土地和人口会越来越少。以两汉的情况而言，这些资源更多都集中到了地方“豪强”手中。

没有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愿意看到自己被架空。“迁民实陵”是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在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汉元帝之前，每一位皇帝在兴建自己的陵墓时都会相应建制一个县（史称“陵县”），并在死后将大量地方豪强迁关中的“陵县”中。应该说，这种政策在技术上的确有一定效果。以西汉末年的情况而言，在关中的人口中陵县能够占到将近一半。

然而定期集中迁徙豪强，势必会在地方上受到激烈反抗，尤其对于乡土情节浓厚的中国人来说。公元前40年，这项推行了一个半世纪的政策宣告终结。又过了32年，当土地兼并问题已到必须用再次洗牌方式解决的情况下，改革者王莽和他的“新朝”出现在这历史舞台上，而这场历时14年的失败试验（新朝9年1月15日—23年10月6日），亦成为了东、西两汉的分水岭。

尽管王莽过于理想化的托古改制几乎得罪了社会各阶层，但最终将结束这场改革的主导力量还是那些拥有资源的地方豪强。作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本身便是豪强的代表。诚然对于一个开国帝王来说，原始属x并不一定会影响重新洗牌的决心。大多数时候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无论是前朝留下的旧势力还是政权建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势力，只要有架空中央政权的可能都会被毫不留情的清洗。只是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完人”帝王，刘秀并没有像西汉那样清洗新旧势力以及压制地方，丈量土地和要求豪强们交出隐匿人口，成为增加中央政府控制力的权宜手段。那些在改朝换代中坐大的地方豪强得以继续在新时代延续他们的存在。

你很难说刘秀的做法是对还是错，毕竟他能够如此容易的建立政权，与地方豪强们的支持和西汉王朝的政治遗产有着重要关联。如果王莽不是急于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王朝，而是以汉为名推行这场改革，那么在动乱之后已经病入膏肓的汉王朝将大概率成为过去式。假设刘秀一定也要坚持不破不立的开国方式，已经被新莽转移走的矛盾焦点，将重新对准他和他试图继承的政治遗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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